可居可游

中國精神的本土起源，向上追溯，大抵都會溯源到儒道兩家。孔子、老子與莊子是無可替代的文化密碼，甚至可以說是幾千年來一切社會、文學與藝術的文化基因，影響著我們的處世方式、文藝創作與情感表達。

《中國藝術精神》的作者徐復觀先生，大抵從這個理路出發，為我們梳理了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史，將繪畫藝術籠括到一個博大的文化傳統中。藝術包含的范圍寬廣，但就中國來說，文學和音樂大多有其社會功用，不是純粹的藝術。純粹的藝術是追求個人覺醒，安放個體生命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作者認為純粹的藝術只有在繪畫領域有發生的可能。按照這個思路，作者梳理了從人物畫到山水畫的發展歷程，論述的重點在山水畫，按照歷史相關順序探討了山水畫、畫論、南北分宗等重要的課題。作者把山水畫作為中國藝術精神的代表，山水畫是純粹可以安放個體生命的藝術，是人與自然相冥合的產物。這并不是作者朦朧的感性認識，而是經過層層考據嚴密推理而得來的結論。

這本書的第一章“由音樂探索孔子的藝術精神”，講述了儒家體系里的音樂精神及其在社會政治教化上的作用、對人格完善與修養的價值、對文學的啟示以及孔門藝術精神的轉化與沒落。孔子為人生而藝術的藝術主張，并沒有囿于具體的藝術本身，而是著眼于整個人生，為人生而藝術的最高境界，是道德上的仁善和藝術上的美相統一的境界，也就是“道”，這有無窮的生命張力。盡管在后世中，孔子借由音樂精神所伸張的人生藝術在種種因素中始終衰微不振，但是徐復觀先生對孔子的藝術精神高度贊同：“將像天體中的一顆恒星樣地，永遠會保持其光輝于不墜”。

莊子的精神從第二章開始便貫穿全書。盡管莊子和孔子的藝術精神的最高境界是一致的，都是為人生而藝術，都是歸于“道”，但孔門儒家到底還有道義上的擔當，其藝術精神的抵達是通過道德的實踐來完成的。而在莊子這里，道德的實踐也成了生命中的束縛。莊子所走的是和儒家相反的完全個人化的道路，這恰好符合純粹的藝術精神：安頓個體的生命。中國藝術精神的實踐路徑歸于莊子這一脈居多。

尤其是莊子“技”與“道”的辯證關系，使得人生的藝術在思辨層面落實到了生活層面，由“技”入“道”，使得“美”有所居，同時亦可游。這可居可游的底色是虛靜澄明之心，不同于西方藝術中潛意識的幽暗無明。西方的藝術是在人世之外構建個人的象牙塔，這根基是不穩定的，稍遇人世的復雜變動，極有可能轟然倒塌。而莊子的藝術世界是將整個人生包涵于其中的，整個人生都是莊子的審美對象。莊子并沒有站在人生的對立面去審視人生，而是以虛靜之心將人生涵納，超越俗世，獲得人生的審美和生命的安頓。這正是藝術精神的價值。

莊子將整個人生藝術化了，連“解牛”這樣的小事，莊子都能看出“美”，甚至進入“道”：以虛靜之心，達到主客交融的境界，從而手與心應，“官知止而神欲行”。這非常重要，對我們當下的生活亦非常有啟發意義。我們向往生命的充和安頓，但我們不能和自己當下的生命分離，對于生命或者生活的期望，要由思辨進入到實踐。“手與心應”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手”是技巧，是生活中的實踐；“心”為虛靜，是超越世俗紛擾的安頓。這也正與中國的繪畫藝術相契合，同時這又是藝術的歸宿。尤其在魏晉之后，個體的生命開始覺醒，山水畫更是滿足了人們對于生命氣質的獨特追求，是個體生命的安頓與表達。人們在自然山水中完成了生命的超越和審美，也得以從中窺見自己的生命精神，完成“美”的映照。然而，書中所舉例的山水畫也是出于其美術史上的意義。理解莊子為人生而藝術的精神，絕不能僅僅限于繪畫。莊子是寬闊的。

“逍遙游”對于莊子來說，非常重要。“游”是放松的，是超越的，是美的。莊子的理想境界就是“逍遙”。同上所述，對于我們大多數人來說，要抵達“逍遙游”的境地，還是要落實到具體的生活實踐上。找到自己的生命“可居”，以此為出發點，去“游”莊子的萬千世界，從而找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那個自我的精神，那是人的第二生命。

而中國的山水畫，就是這可居可游的不錯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