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支撐作用及效能提升路徑

◎摘  要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作為國家創新體系中的重要主體和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組成部分，要深刻把握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作出的系統部署，發揮基礎研究優勢，支持原始創新；塑造創新文化，引領創新變革；培養創新人才，筑牢創新基石；優化組織機制，推動科研成果轉化；建設創新網絡，構筑區域創新高地。

◎關鍵詞  國家創新體系；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基礎研究；創新文化；創新人才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作出系統部署，明確提出“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機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并特別要求“優化國家科研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定位和布局”。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作為國家創新體系中的重要主體和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組成部分，應明確自身的創新使命，在加強基礎研究、塑造創新文化、培養創新人才、促進科研成果轉化和區域創新集群發展等方面充分發揮基礎性支撐作用。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創新使命的時代演進

創新是人類經濟活動的重要載體，根據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的定義，創新是通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提升利潤的經濟形態。高校尤其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和創新活動形成密不可分的聯系，源于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這一時期，各國軍事競爭白熱化，政治、軍事、科學和產業界之間的聯合不斷加強，逐漸形成了“產業—科學”制度，高校科研越來越多地與國家安全、民族認同相聯系，如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芝加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一批頂尖研究型大學的崛起都得益于美國聯邦政府戰時的軍事科研投入。

冷戰結束后，隨著西方主要工業國家的發展重心從軍事競爭轉向全球貿易，創新更加成為技術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必要手段，高校科研也從關注軍事競爭轉向倡導創新創業精神，促進經濟競爭、消費和貿易。這一時期創新價值觀的底層邏輯是通過順應市場環境、發現和滿足客戶需求來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研究型大學因其在開展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上的獨特優勢逐漸成為“市場引擎”，這其中最著名的案例便是斯坦福大學。該校以創新創業揚名，在人才培養、科技成果轉化、區域創新網絡建設、創新文化引領等方面的實踐和辦學模式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認可。

21世紀以來，隨著全球化進程和大學與國家、社會之間關系的演進，高等教育的創新價值觀變得愈發多元，并不斷更迭和發展。不同的價值導向也會產生不同的創新實踐，比如，隨著全球范圍內學術資本主義的興起，高校學者越來越依賴于市場行為來獲取資源，如申請競爭性科研經費、技術轉讓、與企業簽訂橫向科研合同等，學術的功利主義導向明顯。再如，在地緣政治劇變的今天，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被各國視為“創新競賽”的核心力量，國家力量介入大學創新活動的深度和廣度日益增加。此外，一部分創新活動所潛藏的加劇貧富分化、破壞生態平衡以及削弱人類自我意識等系列隱患逐漸顯現，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可持續發展等價值理念背道而馳。因此，有學者提出了“有意義的創新”“負責任的創新”“可持續發展的創新”等新型創新理念。

在我國加快推進教育強國建設的背景下，高等教育創新活動首先要以國家和社會的實際需求為導向，同時在創新的全流程中將科技思維、人文思維和哲學思維統一，實現從關注短期利益和內部效率轉變為關注長期收益和外部社會福利，促進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全面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國家創新體系中支撐作用的體現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支撐作用主要體現在推動原始創新、塑造引領創新文化、培養創新人才、促進知識流動四個方面。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作為基礎研究的主要力量，為原始創新提供源頭動力。世界科技史和教育史清晰地表明，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是基礎研究主力軍，是建設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的重要基石。從科學發展與技術、產業發展關系的歷史演進來看，科學革命是技術革命乃至產業革命的動力來源，且科學與技術、產業的關系已不再是單向度的線性關系，而是互相促進、循環迭代、交叉融合的非線性關系。今天基礎研究的價值取向不再局限于不帶任何功利性的純粹價值理性，其工具理性和應用價值日益突出。長期來看，需求導向的基礎研究將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科研活動中占更大比例。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創新文化培育和引領上發揮著重要作用。縱觀世界各國發展歷程，每一次社會的進步都離不開大學在思想文化和精神價值上的創新性引領。高校培育的創新文化通過大學師生的實踐活動融入更廣闊的社會中，促進了社會觀念的更新和創新能力的提升。例如，斯坦福大學的師生將自由、開放、敢為人先的創新創業精神帶到硅谷，塑造了硅谷鼓勵冒險、鼓勵創新的文化氛圍，形成了“大學—區域”協同發展的創新生態系統。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承擔著其他創新主體所不具備的人才培養功能。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具有深厚廣博的學術積淀、富有科學精神和人文情懷的大學文化、高水平的師資隊伍、開放的科研平臺與國際合作交流平臺，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主體力量。在加快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背景下，我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更要把培養戰略科學家和基礎研究后備人才作為關鍵任務。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促進知識流動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高校科研系統是具有高度開放性的網絡，開放共享的學術文化、靈活多樣的組織形態、扁平的管理模式為知識在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高效流動提供了基礎，促進了不同主體之間的協同，也使得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得以提升。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助力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路徑

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需要高等教育充分發揮自身在支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中的功能優勢。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要明晰自身的創新使命，積極開展需求導向的基礎研究、塑造創新文化、培養創新人才、促進科研成果轉化和區域創新集群發展。

1.發揮基礎研究優勢，支持原始創新

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應當充分發揮其知識生產的核心優勢：第一，面向重大科學問題和國家戰略發展需求，深入開展應用基礎研究，力求在關鍵領域實現技術突破和前沿引領，解決“卡脖子”問題。應用基礎研究是指直接面向應用研究中當前或未來可預見的挑戰提供基礎知識和理論支持的基礎研究，具體來說，就是圍繞國家戰略目標導向，強調應用牽引、突破瓶頸，從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面臨的實際問題中凝練科學問題，集中支持，聚焦突破，弄通“卡脖子”技術的基礎理論和技術原理，強化技術科學和工程科學領域的探索。第二，打破學科壁壘，促進知識的有效流通與整合。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要構建更加靈活的科研組織體系，以研究中心或項目驅動的方式組合和調配研究人員，推動創新資源的跨學科整合；要繼續優化學科布局，重視交叉學科的發展，為新知識、新方法、新思想的誕生創造有利條件。第三，在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日益增高的背景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還需積極發揮國際交流的橋梁作用，加強國際科技合作與交流，積極推動在華國際科技組織設立，成為連接全球創新網絡的重要節點。第四，著力完善激勵制度，實施分類評價體系。一方面，明確將“有組織科研”納入評價考核的“增量”；另一方面，也要更加科學地對長周期、具有原始創新和突破意義的研究工作進行評價，創造更加寬松的評價環境。

2.塑造創新文化，引領創新變革

大學不僅要傳承和傳播人類數千年文明遺留下來的文化精華，更要返本開新，創造引領時代的新思想和新文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要引領的創新文化應當將科技思維、人文思維和哲學思維統一，在文化意義上關注人的發展、關注長期收益和外部社會福利、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相對于其他創新主體而言，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更有優勢塑造和傳播這種創新文化，其追求知識和真理的學術精神，敏銳的時代精神，永恒的自由精神，提升人性、教化社會、澤被人類的道德精神是孕育創新文化的肥沃土壤。大學的準公共品屬性也決定了其必將服務于社會的整體利益，關注人與社會的長遠發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應當發展的創新文化包括奮發向前、敢于拼搏、勇于面對失敗的創業精神；將創業實踐與學術研究相結合，將學術使命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相連的科學家精神；關注有個性的全面發展的育人精神；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理念；開放、共享的國際科技交流理念以及致力于社會公平正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創新使命。

3.培養創新人才，筑牢創新基石

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根本使命。應重點發展拔尖創新人才的以下素質：具備能夠支撐創新活動開展的知識結構，包括廣博的基礎理論知識和精深的專業知識；具有獨立思考與合作研究的創新能力；具備創新思維，包括創變思維、復合思維和技術思維等；具備敢于拼搏、敢于接受失敗的創新精神；具有愛國、創新、求實、奉獻的科學家精神；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服務全人類福祉的社會責任感。在培養過程中，一方面要尊重拔尖創新人才的成長規律，鼓勵個性化發展，以人類福祉為引領發展個人志趣；優化課程體系，培育具備扎實專業知識與跨學科研究能力的人才。另一方面要融合科學教育和人文教育，加強價值引領，將理想信念教育貫穿人才培養的各個環節。尤其是應加強科技倫理教育，幫助學生養成可持續的科技倫理觀。當前，全球范圍內越來越多的研究型大學開始重視“科技倫理”課程的開設，如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開設了“人工智能的倫理與治理”課程，清華大學開設“科技倫理”課程。面向未來，應持續優化和完善相關課程，打造與我國國家創新體系和創新實踐深度融合的科技倫理課程體系。

4.優化組織機制，推動科研成果轉化

高校科學研究的成果在進入市場之后才能轉化為有應用價值的創新技術。為加速大學與企業之間的知識、信息、技術流動，大學應積極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目前促進成果轉化的組織形態包括校辦企業、技術轉讓、參與科研委托項目、校企共建實驗室、科技園等，但轉化效率尚不理想，仍然存在科研成果與現實需求脫節、缺乏成果轉化中介組織、利益分配不合理等問題。為有效解決這些問題，高校應優化組織機制，為科研成果轉化提供平臺和制度支持。此種組織機制之特性在于打破傳統高校的組織界限，促進高校與其他創新主體之間的雙向互動，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之融合。高校應該緊扣國家戰略和區域發展需求，繼續在新型研發機構建設、技術轉移、聯合實驗室建設、校地合作研究院建設、異地科研機構拓展、成果轉化資金籌措等方面展開更多探索與實踐，以多元化的方式推動科研成果的轉化與應用。

5.建設創新網絡，構筑區域創新高地

進入21世紀以來，大學、產業部門、研究機構、金融機構、風險投資機構等諸多創新主體開始在一定的地理范圍內集聚形成創新集群，帶動區域創新能力提升與經濟發展。創新集群內有扁平化的協同創新網絡，整合區域內的創新資源，信息、資源、技術、人員在創新集群內高效共享與交換。研究型大學是區域創新的知識核心，是創新集群的重要組成部分。當前國內外諸多以研究型大學為核心的創新集群帶動了區域經濟發展，如美國以硅谷和斯坦福大學所在區域為核心的圣何塞集群、德國以海德堡大學為核心的海德堡創新集群、法國以巴黎薩克雷大學等高校為核心的巴黎薩克雷大學集群、中國以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等為核心的北京中關村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學應繼續發揮其在區域創新集群中的核心作用。首先，發揮自身在創新集群中的文化引領作用，以大學精神和思想文化輻射提升社會文明，傳播可持續創新文化。其次，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在發揮知識溢出功能的同時，應不斷加強開放性，推動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協同合作，促進創新集群內部各要素之間和創新集群內外部之間的知識、信息、技術流通。最后，應在堅持黨領導的基本原則下，給予大學更加充分的自主權。以此，高校能夠更加靈活地參與區域創新發展；能夠進一步優化創新活動的利益分配，提升創新績效；能夠更加自由靈活地進行資源配置，擁有更多的創新活力。

（原載2024年第17期《中國高等教育》）

【作者文雯：清華大學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