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復興的困境與破局

摘 要

文科復興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然而當前面對著復雜的學術環境，在世界范圍內步履維艱。文科面臨融媒體、AI、AIGC、DeepSeek大模型等新技術挑戰，深陷市場經濟利益驅動和經濟下行壓力的雙重困擾，背負著文理分科的后遺癥，且文科發展滯后于社會實踐，逐漸被邊緣化。文科復興，必須堅持“兩個結合”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重塑公共性品格，急需建構一個納精英教育、通識教育、文理工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全文科框架結構。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活的靈魂，思想使然、理論使然。作為文化傳承與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人文社會科學是鑄魂之基，一般可簡稱為“文科”。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說：“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20世紀末以來，文科在世界范圍內步履維艱，近年又深陷融媒體、AI、AGI、DeepSeek大模型等新技術挑戰和經濟下行壓力的雙重困擾。筆者曾在2020年和2022年先后寫過兩篇關于新文科建設的文章，從新文科破題，探討“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向何處去”以及學科場域的間性功能，對新文科建設的理念和評價機制作了比較詳盡的論述。在全球文科不景氣、我國高等教育全局性學科調整和文科面臨嚴峻挑戰的情況下，文科復興的出路在哪里？新文科建設是迎面寒冬還是春寒料峭，是四面楚歌還是挑戰與機遇并存？新文科建設背負著什么樣的學科期待和國家使命？面對這些問題，新文科破局突圍，時不我待。

文科復興問題的提出

當今世界面臨時代之變、歷史之變、環境之變，文科如何應對挑戰與應戰的雙重擠壓，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科學和知識的增長永遠始于問題，終于問題——愈來愈深化的問題，愈來愈能啟發新問題的問題。”毛澤東對問題的理解更透徹：“什么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

一般認為文科分為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兩類。根據國家有關主管部門審核，我國人文與社會科學有8個門類，共34個一級學科；另外還有軍事門類的8個一級學科。讓·皮亞杰認為，文科是以重現和理解在時間長河中展開社會生活的全部畫卷為己任的科學，它涉及其所作所為曾對社會生活發生過影響的人，這類人的著作，那些產生過某種長遠影響的思想，技術與科學，文學與藝術，哲學與宗教，各種制度，經濟與其他交流，以及整個文明。他的觀點得到學界普遍認可。

每一代人都會遇到許多世界性難題，這些難題深深吸引著那些勇于思考的人。如今，文科面臨的形勢就是世界性的。據《南風窗》報道，2024年秋季，哈佛本科生學院取消了涉及20多個系的至少30門課程，其中大多是文科專業。其實，美國西弗吉尼亞大學在兩年前就已經削減28個專業，裁減了143名人文社科項目的職員。2023年，以綜合性大學文科著稱的弗吉尼亞瑪麗蒙特大學取消10個專業，其中大多也是人文學科。2016年以來有26所日本國立大學對文科學部進行刪除或重組。據英國大學招生申請機構UCAS統計，2012—2021年間，報考英語研究相關專業的學生從9480人降至6435人。

美聯儲研究所列出的10個失業率最高的專業分別為：藝術史、人文藝術、高等藝術、太空工程、歷史、英語語言、大眾傳播、物理學、商業藝術與圖像設計、社會學。除了太空工程和物理學，全是文科。而美國起薪最低的10個專業是人文科學、表演藝術、神學與宗教學、休閑與接待管理、社會科學、歷史學、生物科學、美術、治療學、營養科學，其中絕大部分也是文科。美國失業率最高的前三名專業分別為藝術史、人文學與美術，均為文科。經濟形勢、就業市場與財政壓力等多重因素，造成了如今的“全球文科倒閉潮”。

國內學科建設正在進行全局性調整變革，2018年教育部提出全面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2020年，教育部召開新文科建設工作會議，發布了《新文科建設宣言》。由此，新文科建設成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命題之一。

當然，在我國不只是文科遇到挑戰，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橫空出世，讓理工科、醫科和農科等都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都存在“鳳凰涅槃重生”般的問題。但相形之下，多數文科更不被看好。特別在經濟疲軟環境下，年輕人更加務實，希望通過專業學習以求得穩定的職業和較為滿意的經濟回報，而文科比理工科更難提供這樣的職業生涯承諾。

早在40年前，英國學者E.H.貢布里希發表了《嚴陣以待的人文學科——大學處于危機中》一文，受到學界普遍重視并引發討論。2009年11月13日，《泰晤士報文學增刊》刊登斯蒂芬·科里尼的《對人文學科的沖擊》，再次引發對人文學科的討論。幾年前，美國的希拉姆學院在人文育人方面適時提出“新文科”的理念，積極主張“文理交叉”，并把新技術融入哲學、文學、語言等專業課程中去。

學科設置既要與社會密切相連，又必須堅持大學的使命和初衷，特別是基礎研究的初衷，包括對人文社會科學甚至冷門學科的呵護。伯蘭特·羅素在1924年出版的《贏得幸福》中說：“50年前或100年前受過教育的人普遍具備良好的文學知識，但現在只有少數教授才具備。所有更為悠然恬靜的樂趣都已被放棄。曾有幾位美國學生在春天時陪我一起散步，走過校園邊上的樹林，那里到處是美麗的野花，但我的向導中沒有一個人知道哪怕任何一種野花的名字。這種知識又有什么用呢？它不能增加任何人的收入。”對此，他批評道：“當代高等教育的缺點之一在于高等教育變得過于強調培養獲得特定方面的技能，而過于輕視通過對世界的不失偏頗的調查研究來拓展心智。”他也曾設想，通過一種明智教育，使人達到“精神協同”的理想狀態。可是100多年過去了，羅素批評的現象至今沒有明顯好轉。

大學教育是百年樹人之大計，一定不能短視，不能急功近利，不能泛濫工具理性，不能缺失價值理性。短視、急功近利、泛濫工具理性和缺失價值理性，只能培養精致的利己主義者，讓一個民族失去前進方向，丟棄民族傳統文化的靈魂。鑒于此，文科復興對于堅定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深具意義。

文科何以至此？

文科何以至此，世界范圍內的文科弱化是偶然還是必然？從人類發展史的縱向看，這是由傳統社會進入現代化社會必須跨越的過程式現象，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概莫能外。自第一次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完全改變，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人類社會影響深遠。從世界范圍內的橫向比較看，各國發展不平衡，東西方科技水平差距越來越大，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振興科技和發展經濟上，以追趕發達國家。文科“失寵”幾乎是全局性問題，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有如下五個方面。

（一）媒介新技術的挑戰

近年來，媒介新技術的迅速發展大大超出了人們的預期。融媒體和新技術，特別是AI技術，從人們的生活、工作和文化產業變遷等方面，對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就業和工作造成大面積結構性沖擊。像機器人仿人類活動以及人類語言行為的智能程度之高，不僅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造成沖擊，部分理科和創意實踐等學科與行業也面臨被替代的巨大生存壓力。少數科技精英為這些大模型提供海量文本和大數據，使其具備了可以和人相媲美的強大仿真能力，把一種模仿人類行為的模式賦能人們的日常生活。對大多數普通腦力勞動者來說，此類技術已經能夠基本滿足需求。譬如，對機器人語言能力的突破以及類人機器人的超人功能，正在逐漸替代會議議程、行政管理、基礎文案、企業媒介形象塑造、金融咨詢等傳統文科工作，直接導致部分普通勞動者失業。

（二）市場經濟利益驅動

文科遭受沖擊，主要緣于經濟下行和市場就業雙重壓力，社會急于獲得經濟回報，而文科難擔此任。2016年，東京大學前副校長吉見俊哉在《“廢除文科學部”的沖擊》一書中強調，文科恐慌早在2004年就已經暗潮涌動，國立大學法人化造成了“掙錢的理科”和“不掙錢的文科”的對立，致使大學幾乎全盤接受了“教育必須服務于經濟發展這一前提”。20世紀日本大學中理科一度占據了壓倒性優勢，約七成教員是理科教員，法學部、經濟學部、文科部等狹義上的文科教員甚至只占總人數的一成。

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為了追趕歐美等發達國家在教育、科技、經濟、文化等方面取得的科技文明成就，試圖實現彎道后發超車，因而配合相關專業的迫切需求，大力培養急需人才，由此造成文理科比重不協調。

當下，基于我國文科學生的就業壓力，大多學校的專業設置和專業方向也都往技術方面傾斜。有的學校明確提出專業設置和人才培養要以企業、市場為導向，舍棄了大量基礎學科和人文社會科學，更多傾向于職業教育。而國內一些重點大學，近年來對文科專業進行了大力度的刪減壓縮。2025年兩會期間，有著名大學校長宣布把文科招生比例從原來的34%下降到20%，以求形成“文理醫工”四輪驅動新模式，應對新技術革命。一石激起千層浪，有人驚呼“文科已死”“百年人文，毀于一旦”。應當強調，研究型大學、教學與科研并重型大學，不能盲目跟著市場利益跑。大學是一個民族的精神家園，不應隨波逐流。否則，大學教育與文科設置的初衷就漸行漸遠了。然而現實中那些對就業沒有明顯好處的知識課程，學生在選課時甚至看都不看。

（三）文科已經被邊緣化

文科教育是一種人文學教育，荷蘭學者任博德在《人文學的歷史——被遺忘的科學》中提出：“人文學科是以多種方式出現的——作為儀式的一部分、作為哲學的一種結果，有時候是作為一種政治工具。”文科以人為中心，旨在探求人類文化的文脈、源流和未來，探尋人的精神世界和行為實踐，致力于重鑄人的精神價值和社會關系。伯蘭特·羅素說過，教育的基本目的應該是培養活力、勇氣、敏感和智慧等四種品質。他認為，活力能夠幫助人類承擔最大的煩惱和最大的憂郁，防范嫉妒；勇氣可以成就一種非個人主義的勇敢的人生觀；而敏感是一種在意識中對純粹的勇氣起矯正作用的品格；智慧是保持一種確定的好奇心；“一個由具有活力、勇氣、敏感和智慧的人們組成的人類共同體，只能靠與迄今為止的任何教育迥然不同的最高度完美的教育來創造”。羅素倡導對非技術性的社會和道德領域的學科研究要堅持常識、清晰和開明的觀點特色。他自己就是以最清晰的眼光闡述一些最深刻的道理，以最清醒的頭腦徹底把握這些道理，以至于能夠向所有人呈現出道理的簡明性，而不僅僅局限于少數特權者。美國教育家約翰·杜威早在一百年前就批評功利主義的教育觀是危險和錯誤的，撻伐那種“認為有用的事物都是非人文的，而無用的事物則是人文的”的思想和做法。吉見俊哉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探討二戰以來文科在日本社會中為何逐漸式微、大學精神為何已然衰退等問題。他借助韋伯工具理性的思想，從“有用性”維度切入，提出文理科價值尺度不一樣的觀點：理科追求績效，因而提供短期功能；文科創造價值，所以提供長期功能。這種長期性，短則20年、30年或50年，有時甚至達到100年乃至1000年。

現代社會，人們在滿足基本物質需求之后，隨著生活水平提高和閑暇時間的增多，對精神層面的需求日趨豐富。然而，科技跨越式進步，經濟加速度發展，快節奏的現代社會已經無法為文化、藝術、歷史、哲學等文科領域的探索與研究、創新與發展提供充足的時間與資源，文科難以從日新月異的變遷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越來越被邊緣化、市場化了。

（四）文科發展滯后于社會實踐

當下，世界范圍內的文科普遍缺乏對現實的洞察力和解釋力，鮮見有深度和穿透力的鴻篇巨制，失去了它應有的社會啟蒙、引領和擔當。一般來說，文科是形而上，理工科則是形而下；沒有人文來管理約束新技術和倫理，科學技術難以健康可持續發展。如同沒有文藝復興對歐洲政治、經濟、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思想解放和推動，歐洲就不可能實現從中世紀向近代社會的順利過渡，不可能為資本主義的到來奠定厚實的思想文化基礎，也不可能有后來的西方第一次工業革命。

在人工智能時代，社交媒體、大眾媒介、虛擬世界等眾聲喧嘩，學界業界特別是著名大學，缺乏對此作出權威解釋的登高一呼，去引領人類突破局限，實現跨越式前進。現在，人們似乎一方面欲望強烈，另一方面感到孤獨和無助，看不到人文社會科學給出前沿的可行性解決方案。世界范圍內都沒能誕生當代哲學大師、思想領袖來引領和啟蒙。

國內學界業界有相當一部分人喜歡坐而論道，熱衷于“我注六經”，本本主義盛行。表面看起來很熱鬧，各類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繁多，項目經費數以億元計，書籍出版和結項報告汗牛充棟。然而，相當一部分課題結項后就束之高閣了，真正標志性、原創性、實用性的成果仍然匱乏。毛澤東在井岡山時期寫的《反對本本主義》明確提出，“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也同樣是最危險的”，“以為上了書的就是對的,……也還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

改革開放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生動活潑的實踐經驗，20世紀80年代的安徽小崗村、蘇南鄉鎮企業、沿海地區的兩頭在外等，都給理論工作者提供了鮮活的實踐經驗，產生了一大批標志性成果，既有高原，又有群峰爭秀，有力推動了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真正的標志性成果要頂天立地，有問題意識，有時代擔當，源于實踐，指導實踐。然而，今天即使是國際范圍內，文科教育與研究脫離現實生活已經成了普遍性存在的問題。

（五）文理分科的后遺癥

文理分科（人文學科、社會科學、理科、工科以及農、林、醫等）的初衷是為了適應工業化革命快速發展的需要，說到底是工具理性的價值訴求。現代社會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對經濟發展和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與追求，不可避免地導致“重理輕文”，急功近利。

1952年我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幾乎全盤照搬蘇聯模式，把許多文理兼重的綜合性大學分割成許多專科院校。這樣的調整，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大量專門人才，功不可沒，但造成的后遺癥亦不容忽視，一些原先基礎很好、實力很強的綜合性大學長期文理失調。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高等教育重新重視建設綜合性大學，伴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獲益最大的專業是文史哲以外的經濟、商貿、外語、法學、社會學和新聞傳播學等。

文科繁榮發展，是大歷史、大時代的產物。它既仰仗于社會大格局的時代變遷、大亂大治，也成就于經濟繁榮國泰民安的和平時期。歷史與現實，理論與實踐，觀照與碰撞，跌宕起伏，吞吐風云。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各領風騷數百年，成就了十三經。秦漢以來，又陸續產生了楚辭、漢賦、魏晉玄學、唐詩、宋詞、元曲、宋明理學，以及《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紅樓夢》等四大名著，《格薩爾王》《瑪納斯》《江格爾》三大英雄史詩，鑄就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座座文化高地和學術高峰。

文科復興路在何方？

那么，文科復興路在何方？毛澤東說過：“不論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調查研究是解決問題的最好辦法。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里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述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立足于今天，文科復興要在“兩個結合”科學方法的指導下扎實推進，方能取得實效。

（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文科復興的源頭活水

2023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必由之路。這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得出的規律性認識。我們一直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現在我們又明確提出‘第二個結合’。……‘兩個結合’是我們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寶。”新文科建設是文科復興的重要陣地，必須堅持“兩個結合”，深深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沃土地，方能行穩致遠。

認真梳理五千多年來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助于拓展我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厚度和歷史縱深感。1938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長期以來，中國傳統文化形成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筆者在40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提出：“孔子繼承了中國奴隸社會以及中國初期封建社會的民本思想、宗法思想、中庸思想和大同思想,并以此形成了一個以‘仁’為中心內容,以‘禮’為表現形式,以‘中庸’為思想方法,以‘大同’為遠大理想的思想體系。”中華文化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家國情懷，是中國傳統文化源遠流長、永不枯竭的文脈。筆者在研究方孝孺時發現，他的理學文化觀集中體現在“文以載道”“文以合道”的道統思想、質疑求真的篤實精神和浩然正氣的人文精神等三個方面。他的“道文本末”體用一體化，秉承“文政相通”的入世觀和踐行“中以為實”的中庸境界觀，是“文以載道”“文以合道”的基石；堅持以文論人質疑權威、以世論人評價歷史人物、信古疑古辯證統一，構成了篤實求真精神；涵養深慮治國的“作氣之道”，家國情懷的人文理想，大義凜然的價值信仰和人皆可以為圣賢的養浩然之氣精神，這些都是中華文明寶貴的文化遺產。

毛澤東思想深深植根于中國傳統文化，具有深厚濃郁的中國韻味、中國氣派、中國特色；又不拘泥于中國傳統文化，具有世界眼光、國際視野，高屋建瓴，一覽眾山小。因此，毛澤東的文化觀是開放的、包容的、多維的、敞開胸懷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是其價值訴求。

“兩個結合”是推動文化繁榮的必由之路。“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文化形態，詮釋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從哪里來、要往哪里去，行穩致遠；詮釋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基因，從“兩個結合”中去追尋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厚文化底蘊，去開啟馬列主義偉大理論與中國實踐的創新空間。“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它既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也有借鑒世界其他先進文化的周延性和外延性訴求，具有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中國特性。因之，建設新文科、推動文科復興必須堅持“兩個結合”，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學科體系、話語體系和敘事體系。

（二）擔當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的歷史使命

當今正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等諸多問題，是文科的重要使命，也是中國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歷史使命。馬克思強調：“一個時代所提出的問題，和任何在內容上是正當的因而也是合理的問題，有著共同的命運：主要的困難不是答案，而是問題……世界史本身，除了通過提出新問題來解答和處理老問題之外，沒有別的方法……問題就是公開的，無畏的、左右一切個人的時代聲音。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2016年5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既取決于自然科學發展水平，也取決于哲學社會科學發展水平。一個沒有發達的自然科學的國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個沒有繁榮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國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這個論斷對于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改革與發展，特別是對新文科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

文科立足于人與社會的最基本點去思考和研究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其價值在于表達人類的思想感情，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文科致力于呈現人類精神，是形而上的，不同于自然科學和理工科可以量化。通常，人文社會學科無法直接創造物質成果，但在反作用于社會物質成就，確立人們的訴求，為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提供方案和途徑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導作用，是實現精神變物質的理論基石和強大后盾。如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引發了全國思想解放大討論，此文對中國經濟社會和科技快速發展、推動解放生產力所發揮的作用，今天無論怎樣評價都不為過。

（三）重塑公民的公共性品格

全球文科的衰落，折射出當前全球性的精神危機。在全球化的今天，全人類共同價值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設過程中，當信仰、價值、意識形態發生深刻碰撞時，文科應當理直氣壯地張揚公共性思想、倡導公共性產品，發揮彌合裂痕、凝聚共識、先聲奪人的功能，為人們提供重塑公民品格的新觀念、新方法和新理論。

以新聞傳播學來說，以往只有黨報學和宣傳學，改革開放后引進了傳播學，對我國的新聞教育和媒介事業發展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40多年來，我國傳媒的變化是全國范圍內的理性與非理性、自覺與不自覺、市場與非市場、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重要轉向。這種轉向以“主體本位向受眾本位”“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為實踐歸宿，在局部與全局、過渡與補白、漸進與激進、縱向與橫向、共時與歷時、線性與非線性、階段與全過程的不斷博弈中前行。這眾多模式之間的彼此關系，其中最具核心意義和主導價值的是主體(傳者)與客體(受眾)的轉換意義，工具理性服務于價值理性，工具理性的意義得到充分彰顯。

新媒體特別是融媒體、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對全球傳統新聞業造成了劇烈沖擊，因此，當下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新聞傳播學，需要它直面時代問題、直面民眾的公共性問題，參與時代觀念建構，為大眾提供咨詢資源、思想資源和話語資源，塑造民眾的媒介素養和公共性品質，提高人們的批判性思維和創新能力，重建公共輿論新秩序。中國新聞傳播學在形成中國自主傳播體系、話語體系、理論體系等方面應當積極作為，面向世界，融通中外，同時牢牢把握中國文化的傳播權、敘述權和話語權。

（四）構筑精英教育、通識教育、文理工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學科結構

從根本上說，文科要以社會為工廠，研究人、服務人，人文立學、文化立學，資政育人。因此，新文科建設要構筑一個精英教育、通識教育、文理工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全文科三元結構”，以推動文科復興。

首先，文科要彰顯精英教育，培養有家國情懷、有大格局、有教養和獨立思考能力、對國家大事執著關心的人。日本學術會議2001年發表《21世紀人文社會科學的作用和重要性》報告認為，將文科和理科對立起來存在根本性問題，要創造文理統合、融合的新領域，尤其是“敦促人文社會科學實現其社會職責，即把握人的本質，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糾正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之間不斷擴大的研究體制及研究條件上的不均衡，積極推動人文社會科學的振興”，“為了科學技術的整體發展，需要讓人文社會科學成為統轄科技綜合戰略的核心”。愛因斯坦強調：“一個人的智力發展和它形成概念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于語言的。”近年來，國際上文科的曲折發展與遭遇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2016年3月24日，哈佛大學校長吉爾平·福斯特在西點軍校的演講中說：“最近英國議會的調查顯示，在國際上大約55%的領導人持有人文學科或社會學科的學位，而75%的商界領袖都承認，最重要的職場技能都與人文學科有關，即:分析問題的能力，人與人之間溝通的能力和寫作能力。然而，向人們傳授這三種能力的人文學科，卻在今天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她希望大家“要代表人文學科，走在前列——因為人文學科代表著人類經驗和人性洞見的傳統”。在新文科教育科研體系的建設中，要留出足夠空間，給予充分條件，讓學生在分析問題能力、溝通能力和寫作能力等三方面打牢底子。

其次，文科要擔負起通識教育包括終身教育的任務。文科教育不像自然科學和理工科教育，具有明確的職業訴求和知識技能要求，它比較宏觀和超脫，應當成為全人類共同價值教育。大學肩負著連接全人類共同價值與國民社會的職責，不僅僅從屬于政府或國民。用今天流行的話來說，大學首先應該致力于“實現全球卓越性”(global excellence)；哪怕批判政府，哪怕對抗國民的一般觀念，也要致力創造真正具有全球性價值的工作，培養這樣的研究者或是實踐家，才是大學對社會盡責方式。大學承擔的是一種人文素養的通識教育，旨在培養文史哲基本素養和跨文化溝通能力。一個具備人文素養的人，會大大增加他的職場能力獲得感和事業成功率。文科應當參與塑造未來科技形態和社會形態，為新技術建構價值系統和倫理規范。除此，文科還應當向社會大眾提供終身教育學習的機會。隨著我國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終身教育正風生水起，包括生命科學、健康科學、健康生理學、健康美學等，都將如火如荼地發展起來。

最后，重建文理工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全文科學科結構。新文科建設要搭建一個平臺，實現多學科交融互鑒，共享共嬴；即學科場域視野下，建立基于“三元結構”概念的學科范式，組成一個融人文學科、社會學科和關聯學科為一體的全文科結構。全文科三元結構以文理工諸多學科門類為基礎，包括其中8個門類的人文與社會科學和軍事學，再對所屬一級學科作分塊切割，以此體現學科傳承、間性、融合、拓展、由核及表、由表及核的理念和思路（見圖1）。

全文科建設的思路旨在建構一個學科群組，在這個群組里有一個“本元”內核，它是簡約的、明確的、共享的，且所涉及學科內容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時所選學科和相鄰學科均應具有很好的自洽性和外延性。全文科的理念，是把內核、亞內核、外延環和其他綜合學科及相關學科都集納在一個大集合里，充分彰顯學科群組交叉融合、相得益彰、共享共嬴的特色。其內核是以文、史、哲為基礎，以馬克思主義為價值引領方向，把數學、外語、數字人文和AI新技術作為方法論和工具，形成要素齊全、缺一不可的內容。亞內核是內核的外延，這部分內容是文、史、哲的拓展版。外延環是社會科學部分，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具有與生俱來的融洽性。內核與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一起構成一個大外延環，再向外拓展把綜合學科及其他關聯的理工農林醫等多學科融為一體，不求所有，但求共享所用。

文科源遠流長，它訴諸歷史，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文科的價值尺度，是社會進步的天平。當下部分理工科包括文科設置的集成類、工具類專業方向，可總結有規律性的學科分支，恰恰是人工智能較容易到達的地方。而人的思維和情感是人工智能尚無法企及的，不管AI、AGI等技術下的機器人、類人機器人還是最近大家熱議的DeepSeek大模型，盡管它的語言能力、邏輯思維能力已經很強大，但仍然無法與人類匹敵。

AI大模型可以通過大數據和邏輯思維寫出詩詞歌賦，描述人們的悲歡離合，但其表現出來的喜怒哀樂，只是以往人們淚水和笑聲的集納，不能真實感知你此刻的心情，無法替代李白、杜甫、蘇軾和李清照的詩性思維，也說不出你的心里話。它只是對眾多大數據邏輯分析后的數據呈現，是過往相關內容的集大成；不管這種呈現如何誘人，終究無法替代人們的價值選擇和行為決策。可以預見，時下一些熱門的功能性、程序性、集約性功能的專業終將被AI、AGI、DeepSeek大模型等媒介新技術替代。在我國各類教學課程體系中，AI也可能會作為通識課、基礎課。但傳統文科，包括文史哲的許多基礎研究和思維科學等，仍無法被人工智能替代，最終要靠人去研究。因此，當下的學科調整，應該是文科+AI，而不是AI+文科；人的因素在第一位，人是主體，AI是客體。

缺少或者弱化文科的現代大學很難行穩而致遠。沒有文科融入的理工農醫，是缺少文化靈魂的。沒有深厚人文素養的科學家，不可能成為學貫中西、通達古今的大家。從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文藝復興的達·芬奇，從笛卡爾、牛頓、愛因斯坦到羅素，從我國23位兩彈一星元勛到37位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的科學家，他們都有深厚的人文素養和家國情懷，集科學家、數學家、哲學家、詩人于一體。人文精神是使他們成為百世流芳大師的重要素養。

120年前，列寧在《革命的日子》里說過一段非常精彩的話，權作本文的結尾：

我們必須力求趕上事態的發展，作出總結、得出結論，從今天的事件的經驗中吸取教訓，以便應用于明天，應用于那些今天“人民還在沉默”而不久的將來革命的烈火必將以這樣或那樣的形式燃燒起來的地方。我們必須做政論家經常要做的事情——寫當前的事件并力求使我們的描述能夠給運動的直接參加者和活動在現場上的無產者英雄們帶來更多的幫助。

文科復興，任重道遠。我們要堅持“兩個結合”，復興文科，踏踏實實建構精英教育、通識教育、文理工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全文科架構體系，回答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世界之問，重塑公民公共性品格，在培養造就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的人方面作出應有貢獻。

（作者：方延明，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

原載于《東南學術》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