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紀明：健康與經管的跨界實踐者

“我覺得，一名教授很重要的一點，還是得去教課、去培養學生。”

自2018年入職清華大學（簡稱“清華”）以來，朱紀明年均授課超102學時，近年來，他更頻繁地前往英國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教授健康經濟學（Health Economics）課程。

在探索與選擇中錨定想做的事

不是所有人從一開始就清晰自己想做什么，并為此制定嚴密的規劃。更多時候，人們是在不斷的探索與選擇中逐漸找準人生的航向。朱紀明也一樣。

2003年，朱紀明從河南考入北京大學元培計劃實驗班（現“北京大學元培學院”，簡稱“北大元培”）。在北大元培，自由選擇專業與課程，帶給朱紀明探索更多“新可能”的機會。

在大一那年的“經濟學原理”課上，朱紀明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這也不經意間為他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

早于大眾普遍認知的2009年新一輪醫改啟動之前，關于衛生健康體系改革的討論已在學術界掀起熱潮。彼時，北京大學圍繞國內衛生健康體系改革的研究極為活躍，是我國醫改政策制定的重要智囊力量。這極大吸引了轉入經濟學后的朱紀明。于是，他開始跟隨一些教授參與到相關的研究中，并因此在國際合作中接觸到來自牛津大學的教授，其中一位便成為他后來的導師。

碩士階段，朱紀明拿到全額獎學金前往牛津大學攻讀全球健康科學碩士學位（Master of Science in Global Health Science）。自2023年起，他開始往返于牛津大學，為相關碩士項目教授健康經濟學課程，也讓他對其學生有了更多的觀察。因為這個項目具有交叉學科的特點，其學生構成有些特別：超過80%都是醫學生和醫生出身，有些正在接受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有些甚至已在臨床一線工作多年。同時，該項目每年只會有選擇性地招收1-2名經濟學背景的學生，而朱紀明就是當年的唯一一名。

回憶剛出國時的感受，朱紀明說了兩遍“一開始上課還是挺痛苦的”。醫學學科的專業壁壘、交叉學科的知識廣度、頂尖教授的授課節奏與跨文化溝通的交流障礙都成為留學“新手”的生存挑戰。他回憶：“剛開始很多醫學術語還不知道，那些單詞放到Word文檔里都是加紅線的，翻譯成中文還是不太懂；再加上老師和同學們有著來自英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口音，無論你在國內英語多好、雅思分數多高，剛開始聽起來還是會感到吃力。”然而，從碩士到博士再到博士后，朱紀明在牛津大學一待就是近10年。

做博士后期間，朱紀明就經常回國，“基本上兩三個月就回一次，一開始可能在英國待的時間多些，后來國內外待的時間各一半，那時我們已經開始做一些與中國相關的事情和項目。”直到2018年，朱紀明決定回國加入清華大學。

對于“怎么作出回國決定”這個問題，朱紀明認為像是一種水到渠成的路徑選擇，更關乎他想做的事情。

從博士階段起，朱紀明的研究重心開始聚焦于衛生政策與體系改革，研究視野覆蓋全球范圍。而他在衛生政策、衛生體系和衛生經濟等領域的背景，又在研究中國醫改中具有比較明顯的專業優勢。

每個國家的衛生體系都帶著歷史與現實的烙印，研究他國經驗，對比不同制度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約束條件，更能理解中國醫改的特殊性。在朱紀明的觀察中，歐美等國家的衛生體系已比較成熟、數據比較完善、研究思路更加微觀具體，而中國的醫改更加活躍、熱鬧。“有非常好的現場，各地情況又不同。”他評價道，“也好，也不好。”

朱紀明傾向辯證地看待問題。他認為，熱鬧也意味著嘈雜，代表情況更加復雜、變化會更快。因此，“從學術的角度，用國際認可的范式和方法開展規范的評估和研究很有價值。在國外待了這么多年，還是應該回到國內，為祖國的發展貢獻一份微薄之力，也讓世界更系統科學地看待中國的發展。”朱紀明解釋道，“而且回國之后，能夠更好地與國家衛健委等決策部門互動聯系，研究更具現實意義。”

如今，朱紀明持續活躍在國際學術與公共衛生領域前沿，連續兩年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赴瑞士日內瓦全程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也連續四屆擔任世界衛生健康論壇的分論壇主席。扎根中國實際的同時，又持續以全球視野審視行業發展。

在教學與臨床實踐中培育勝任力

“我還是很喜歡教課，也很重視這件事。”朱紀明說，盡管當前高校評價體系中科研常被置于更顯眼的位置，但在他心里，“一個教授很重要的一點，還是得去教課、去培養學生。大學老師應當將教課放在首位。”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作為新興學科的中堅力量，從初入清華，朱紀明的課表就排得格外滿。“其實教課是挺累的一件事，我一回來就開始教100多學時的課，尤其前一兩年還是挺花費時間和精力的，現在教了這么多年當然還好了，也會從中有些收獲。”在清華任教的6年間，朱紀明曾獲評30人以下課堂全校第一、疫情防控期間在線教學優秀教師優秀獎，并多次獲得全校教學評估前5%。

朱紀明對教學的執著，來自他正在進行的與醫學教育相關的研究，讓他覺得教師天然應該這么做，更深受牛津大學教育傳統的影響。剛前往牛津大學留學時，老師們對教學的投入和細致讓他感念至今，“假設我寫1000字的作業，有些老師真的會寫回2000字的批改意見，甚至會專門發郵件說‘第幾行少了個空格’。”

20世紀90年代，醫學教育領域引入“勝任力”概念，一系列研究成果為后續全球醫學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礎。朱紀明認為，所謂的勝任力導向，核心是要“會看病”。這個“會”不只是懂理論、擅技術，更體現于決策、執行、實干層面的能力鍛煉和行為落實。

朱紀明分享了他曾發表過一篇關于住院醫師培訓的論文中研究的一種現象：“我國的住院醫師在‘硬勝任力’上，如專業知識、操作技能，通常培養得不錯，但對于如何與患者溝通、如何告知壞消息、如何處理醫患矛盾等方面的‘軟勝任力’卻常在人才培養過程中重視不夠。”

這些“軟勝任力”的重要性在臨床一線尤為突出。例如，如果醫生不懂得如何妥當地向病人家屬告知壞消息，可能一句話就會激化矛盾；如果在溝通交流中不懂得傾聽，患者可能會因為“覺得醫生聽不懂自己”出現不信服醫生、依從性不好等情況而不配合治療，甚至引發嚴重的醫患沖突。

在朱紀明看來，這些能力除“天生就有”之外，可以通過系統培養獲得。一方面，國際教育領域已形成成熟的培育路徑。他介紹：“國際上有專門的課程教學生如何告知壞消息。在歐美，有很多精心設計的課程，使用真實案例模擬場景，告訴醫生（學生）該用什么語氣和方式進行溝通、該怎樣去把控當時的場面等。”

另一方面，隱性課程（Hidden Curriculum）的教育價值同樣需要被重視，即學生在臨床實踐中通過觀察、模仿和社會交往等方式獲得的知識和技能。用反例來講，如果帶教醫生對患者缺乏耐心，動輒呼來喝去，學生通過隱性學習也會習得這種疏離。

多年來，朱紀明堅持以“勝任力為導向的教育”為特色，已培養了30多名中外碩士、博士研究生，以及6名博士后，其中3人為水木學者。多名學生畢業或出站后，分赴國內外頂尖高校和科研機構繼續從事教研工作。

目前，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也在大力倡導基于勝任力的教育。朱紀明入選了WHO技術咨詢專家組（Technical Advisory Group），開展公共衛生和應急人力路線圖建設，為推動全球基于勝任力的教育體系構建提供來自中國的智慧。

在兼容并包中拓展學科邊界

交叉學科的研究路徑、跨文化的教育經歷，在朱紀明身上沉淀下的，是一種兼收并蓄的包容心，一種辯證看問題的清醒，還有一種始終胸懷全局的習慣。在與他的采訪交流中，“包容”“大局觀”“跨學科思維”等詞多次被提及。

朱紀明所涉足的研究領域，沒有一項是在傳統學科的范疇內，而都屬于交叉學科、跨學科方向。多年的教研讓他既清楚地看到了跨學科的價值，又深知其中的難處。

在實際溝通中，不同學科的人要真正交流起來，障礙遠比我們想象得多。他說：“充滿偏見是一定的，有時甚至會帶有敵意。因為不同學科間寫作范式不一樣、認可的期刊不一樣、評價的標準不一樣，尤其是相近的學科更容易相互比較、各執一詞。如果只覺得自己好，就看不到他人好的地方。”因此，包容十分重要。

包容的態度還體現在用更多元的視角觀察現象。朱紀明告訴我們，做衛生政策、衛生經濟的研究需要同時具備兩種思維：既要懂醫生和科學家怎么想，也要明白經濟學家和管理者的邏輯。

朱紀明的研究中，有很大一部分關注工作環境、社會支持、薪酬待遇、職業發展等因素對中國醫護人員（包括精神科、全科、放射科等）身心健康和職業行為的影響，這為改善我國衛生人力資源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依據。“如果用單一視角看問題，就很容易忽略其復雜性。”他解釋道：“在決定人健康的因素里，醫院的治療其實占比很小，更多的是社會環境、生活方式、社會保障機制等多方面的考量，涉及一系列復雜的社會經濟決策，這些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更大頭、更重要的。有些激勵機制可能會決定醫生的行為，進而影響患者的行為。”

朱紀明發現，當前我們有些研究和知識的學習太過于專業化，“尤其到了博士、博士后階段，很多人只盯著一小塊領域，把它當成了整個世界。”或許在當下的學術評價體系里，深耕細分領域看似更容易做出成果、獲得榮譽，但背后隱藏著對大局缺乏認知的隱患。他用“磚”和“大廈”的關系進行比喻：“我們最終可能都會成為某塊磚，但也應該有很好的大局觀，了解大廈的全貌，并清楚自己是大廈中的哪一塊（磚）。這是我的一個感悟。”

在朱紀明對自己教學理念的介紹中，與“勝任力為導向的教育”和“在培養全局最優的思維中落實價值塑造”并列的，還有“全球視野”。

“疾病和衛生健康問題沒有國界”，這也使得醫學教育中對人才全球視野的培養變得格外重要。

朱紀明用“全局最優”來進一步解讀這一理念。他覺得，人難免會受自身經驗的限制而時常陷入“局部最優”，因此需要將“局部”的邊界擴大一點，多些大局觀。而深入了解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情況和文化，有時能幫我們跳出原有的局限，找到看待問題的新視角。

近年來，中國在大力推進高水平教育對外開放。而發達國家仍有可供我們研究和借鑒的經驗與特點。在牛津大學近10年的求學經歷讓朱紀明充分感受到它的多元、包容與國際化。他觀察到，倫敦、牛津、劍橋等地是英國境內全球化受益最為突出的地區。例如，在牛津大學，尤其到了研究生階段（碩士、博士），可能一個班里只有1/4的英國人。同時，朱紀明也觀察到，中國越來越重視高校的國際化發展，通過多種項目與政策持續推動軟實力的提升。

因此，自踏上講臺以來，朱紀明的足跡便延伸到許多國際高校，他曾出訪耶魯大學、紐約大學、日內瓦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國際高校，開展暑期學校、學生交換、研究生聯合培養、學位項目、授課、合作研究等項目，帶領他的學生不斷拓寬認知的邊界。

朱紀明這一代的海歸教師，面對的不再僅僅是文化適應與學術環境的沖突，更有國內教育生態的快速變革與多元挑戰。在時代浪潮中不斷校準方向，明晰自身坐標；在專業領域中深耕不輟，又放眼國際、心懷遠方，致廣大而盡精微，是他作出的回答。

談及未來，朱紀明計劃繼續在兩個維度堅持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個是繼續推進跨學科研究。“盡管會很難，但值得去打破、去突破。”作為新興的學科，朱紀明覺得，當前衛生政策與管理這一學科還沒有真正“活”起來。同時，他還特別提到，AI、大數據等技術將對當前的研究范式產生革命性的影響，甚至可能改變傳統的流行病學研究。因此，必須主動擁抱這種變化，“借助AI等新興技術手段，推動學科真正交叉融合，這是我們想做的。”

另一個是干預性研究。朱紀明認為，干預性研究是一個可以落地的事情，能看到具體的變化與不同，明確干預手段或因素的影響程度和效果。他不想將研究只停留在發現規律、描述現象、指出問題的層面，哪怕干預的規模很小、不起眼，甚至沒有那么好發文章，“但我確實做了什么、影響到了什么、改變了什么，也會讓我感覺說話更有底氣。”（本文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記者伍依然）

朱紀明，清華大學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副教授、特別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牛津大學助教（Teaching Fellow）；北京大學元培計劃實驗班本科畢業，牛津大學碩士、博士、博士后。兼任世界衛生組織（WHO）技術顧問專家組成員，中國衛生經濟學會日間醫學經濟與管理分會副會長、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專業委員會理事，中華預防醫學會盆底功能障礙防治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曾任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研究專員和顧問，世界銀行顧問。主持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重大項目子課題）、蓋茨基金會、美國中華醫學基金會等資助的多個科研項目，在《柳葉刀》（The Lancet）等頂級期刊發表一系列高水平論文。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