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禮樂文化初識

周公“制禮作樂”：中華德治的奠基石

中華文明在經歷了漫長的傳說時代（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之后，進入歷史時代，最初是歷時約500年的夏朝，末代夏王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于是湯興師伐桀，建立了歷時約600年的商朝。殷商經濟發達，處于中國青銅時代的鼎盛期，而其文化傳統卻是迷信鬼神，《禮記·表記》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末代商王紂“淫亂不止”，“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公元前1046年，武王克商，建立了歷時約800年的周朝。

牧野之戰后，以武王、周公、召公為代表的政治精英，總結夏、商兩朝亡國的教訓，提出了“德治”的執政理念，作為制度保障，又“制禮作樂”，使中國走上了一條獨特的發展之路。

周人認為，夏、殷兩朝都曾“服天命惟有歷年”，長期承受天命，享有漫長的國祚，為何“不其延”，都走向了滅亡？原因無他，“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對道德沒有敬意，故昏庸腐敗，暴虐無道。召公說，“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希望成王得到小民擁戴，永遠享有天命，“不可不敬德”。

周人相信民意一定能上達天聽，天對下界的了解來自民的所見所聞，“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的意志與民的意志完全一致，所以，“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人將民意提升到與天意同等重要的位置，由此確立了“民惟邦本”與“德治”的理念。

周人認為道德最能感動神明，“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將道德視為維護社會穩定的“壓艙石”，希冀作為執政的精神資源，永遠流傳。

武王伐紂，除暴安良，解救萬民于倒懸，他們撫恤受到紂王迫害的殷商貴族，廣施恩澤于天下，釋放囚犯，將紂王掠奪的糧食與錢財發放給民眾，褒封神農、黃帝、堯、舜、禹之后，以示德政，并且“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立誓放棄暴力，告別戰爭，其意義非同一般。

對此，王國維《殷周制度論》予以高度評價，認為“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周之制度、典禮，乃道德之器械”，其終極目標是，“納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達到天下大治。毋庸置疑，這是思想領域里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兩千年的德治思想由此奠定。

周人之“德”，意境高尚，遺憾的是，它僅僅是抽象的范疇，由于不具備操作性，無法直接運用于現實生活。這一問題若不解決，就有可能流為凌虛蹈空、無補于事的空談。有鑒于此，周公起而“制禮作樂”，將道德理念轉換成政府的典章制度與舉國上下的行為規范，使之能真正落實到每個人身上，貫徹到社會的所有層面。

仁與禮是表里關系。儒家所謂道德，可細分為很多德目，但以“仁”為總目。仁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核心，“仁者，愛人”，人是有愛心的動物，宋儒形象地將它比作花生、核桃等的“仁”。沒有了仁，花生、核桃就失去了生命，成為無用的軀殼。人亦是如此，不仁，則謂之非人。

人有喜怒哀樂，在婚喪嫁娶等不同事件面前，如何正確表達內心的情感，做到“發而皆中節”，并非易事。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禮就是因應這類社會需要而出現的，所以，古人說：“禮緣情而作。”

許多人提到禮樂，滿腦子就是儀式或者玉帛之類的禮器，鐘鼓之類的樂器，這完全是誤讀，當年孔子就反詰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仁在人的內心。內心有仁之人，外在的儀式才有意義，才能稱為禮、樂。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可謂一語中的。

德音之謂樂

音樂是人類特有的文化現象，但凡一個民族的文明發展到一定的程度，便會出現音樂生活。就世界上絕大多數民族而言，音樂的主要功能是娛樂，自娛、群娛，或者是娛神。而中國的先哲賦予音樂以教化功能，不僅將它與修身養性、引導社會走向和諧緊密連為一體，而且詳密地論述了音樂的起源、功能等，創建了獨樹一幟的東方音樂理論。

《禮記·樂記》中說：“德音之謂樂。”意即能體現道德教化的音，方能稱之為樂。

中國古人將今人所說的“音樂”，拆分為由低到高的三個層次，分別稱之為聲、音、樂。其中“樂”是最高層次，具有道德教化的功能。

早在上古時代，我國就涌現出不少純正而高雅的樂曲。相傳，舜治理天下有方，萬民贊美，《韶》就是民眾歌頌舜的樂章。孔子的音樂修養很高，他在齊國聽到《韶》樂，感覺盡善盡美，因而深深陶醉其中，居然三個月都吃不出肉的美味。他感慨地說：“想不到《韶》樂感人至深，能達到如此境界。”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

成文，謂之音。”《禮記·樂記》這樣說聲、音的緣起。意思是說：但凡音，都是由人心而生的。人的喜怒哀樂之情感動于內心，所以會通過發聲表達于外。聲經過文飾，就稱之為音。

儒家音樂理論中的“聲”，包括人聲在內的自然界的所有聲響。聲沒有節奏、旋律，沒有審美情趣，層次最低。音，相當于今人所說的音樂，是人用七聲音階，以及旋律、調門等文化元素創作而成的曲子，其所表達的情感遠比單純的“聲”來得生動與深刻。但是，音的范圍太大，良莠不齊，對人的影響也各不相同，故儒家區別對待，將其中能體現道德教化的部分稱為“樂”。

“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于禮矣。”《禮記·樂記》認為，連聲都不懂的人，是沒法與他談音的。連音都不懂的人，是沒法與他談樂的。懂得樂的人，就非常接近禮了。

聲、音、樂三分，是儒家音樂理論的基礎。禽獸知其聲，而不知五音之和變；眾庶知歌曲之音，而不知樂之大理；唯有君子為能知樂。故聲、音、樂三者，也是區別禽獸、眾庶、君子的標尺。古人認為音樂與倫理相通，聽樂而知為政之得失，故能正君臣、民事、庶物之禮。

孔子學琴的故事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

傳說孔子向魯國的師襄子學習彈琴。師襄子教了一首曲子，孔子每日彈奏，已經過了十天，依然沒有厭倦。師襄子說：“可以學習新的內容了。”孔子說：“曲子，我已熟悉，但演奏的技巧還不夠。”過了一段時間，師襄子說：“你的演奏已經很熟練，繼續往下學吧。”孔子說：“可是我還沒有領會曲子的志趣。”又過了一段時間，師襄子說：“曲子的志趣你已明了，再繼續往下學吧。”孔子說：“曲子這么好，我還沒悟出作者是誰。”于是，孔子沉潛往復，涵泳其中，似乎看見了一位穆然深思、內心怡然、高望而有遠志的人，終于豁然開朗，說：“我知道樂曲的作者是誰了，他膚色黝黑，體形頎長，目光深邃，遠望深思，正領導著四方之國。除了周文王，還有誰能作出這首樂曲！”師襄子聽了，連忙離開座席，對孔子拜了又拜，說：“太對了！我當年學琴的時候，老師曾告訴我，這樂曲就叫《文王操》。”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后治其飾。”（《禮記·樂記》）這說的是樂與聲之間的本末關系。

樂，由心動而生。聲，是樂的形象。文采節奏是聲的裝飾，使之有美感。君子以心之動為本，按照樂之聲，然后飾之以文采節奏。

心動而表現于聲，聲成而成為樂，所以說樂由心動而成。樂本無體，由聲而現，所以說聲是樂的形象。聲本素樸，無曲折，缺乏表現力，所以用文采節奏裝飾之，使之具有審美價值。

樂者天地之和

在中國文化中，上古帝王特別重視各地自發產生的音樂，定期到各地“采風”，挑選內容純正、風格高雅、節奏明快，能給人以道德啟示的樂曲，予以記錄，帶回京師，通過行政體系予以推廣，因為它可以使人心性和諧，使人翩翩然有君子風范，又是移風易俗的最佳方式。

音樂能體現政治是否清明。所以先審識其聲可以知音，先審識其音可以知樂，先審識其樂可以知政，這樣治理國家的道理也就具備了。

樂由音、聲相生，聲感善惡而起。若能審樂，則知善惡之理，行善不行惡，習是不習非，則知為政化民。政善樂和，音聲皆善，社會安寧，則治道大備。

《禮記·樂記》又說：“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意即禮樂之教，旨在正人道。

由此可見，禮樂的核心作用不是娛樂，而是教育民眾走正道。

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禮記·樂記》

這說的是，樂通達之處則怨恨消失，禮通行之處則爭斗消失。能做到揖讓而天下治的，說的是禮樂啊。

樂主和，樂行，故民眾無怨。禮主謙敬，禮行，故民眾不爭。無怨無爭，則君上可揖讓垂拱，其功皆在于禮樂。

《禮記·樂記》還認為，天地、陰陽、四時、日月相和，則百物化生。樂和人心，就好比天地之和萬物。地氣上升至天，天氣下降向地，陰陽二氣相互摩擦，天地之氣互相激蕩，再以雷霆鼓動，風雨奮厲，生命隨四時生長，而以日月溫暖之，如此則萬物化生。如此，則樂效法的正是天地之和氣。

古人講究“天人合一”，人類社會生成的道理與宇宙萬物滋生的道理完全一致，天地陰陽之氣化生萬物，而禮樂的交互影響可以孕育和諧社會。

（摘編自《禮樂中國》，彭林/著，浙江文藝出版社2022年）

《中國教育報》2023年01月0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