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答好高校科技成果轉化“關鍵題”

天津大學入駐天開園創業團隊在開展項目測試。 天津大學供圖

　　編者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將其作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任務和科技強國建設的關鍵舉措。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強化校企科研合作，讓更多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高校是科技成果的“富礦”和轉化運用的主要供給方。本版即日起推出“探索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新路徑”上下篇觀察報道，展現各地各高校推動科技成果有效轉化的實踐與探索。

　　截至11月份，成立不到兩年的陜西埃恩束能碳基技術有限公司已融資兩輪，總額超過4000萬元，簽訂意向訂單超1億元，而其創始人西安交通大學退休老教授趙玉清已經73歲了。

　　“從2001年到2022年，歷經20多年、3次嘗試，沒想到古稀之年干成了自己一輩子都想干的事。”趙玉清感慨，這得益于陜西省的“三項改革”，以“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的方式，解除了知識產權使用權限與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矛盾，給科研人員松了綁：從陜西省政策出臺到公司成立，僅用時3個月；而從公司拿下第一筆訂單30萬元，到市場估值2億元，也只用了兩年。

　　趙玉清是高校教師成功開展科技成果轉化的縮影。據教育部數據，2022年全國高校轉化科技成果合同項數超過28萬項，金額約1176億元，較2018年分別增長57.3%和99.2%。這一系列成績的背后，是近年來高校在管理體制改革、有組織轉化、評價改革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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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轉”困境如何跨越？

　　聚焦關鍵環節，創新實施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

　　以往對高校科研人員來說，其任職期間的發明創造大多屬于職務科技成果，成果的使用權、轉讓權屬于單位而非個人。而職務科技成果在轉化過程中，定價低或轉化失敗，就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導致科研人員和管理人員存在“不敢轉”的顧慮。

　　趙玉清回憶說：“2014年，按知識產權管理要求，為了保證國有資產不流失，需要先贖買再轉化。當時我的技術市場估值近2000萬元，需要先支付上千萬元給學校，成本較高，我個人無力轉化。而引入企業投資，存在著前期投入較大、轉化是否成功不可控的風險，一次性買斷后，后續技術迭代又可能跟不上，導致成果被‘束之高閣’。”

　　如何跨越這個困境？2022年以來，陜西以體制機制改革為突破口，探索實施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技術轉移人才評價和職稱評定制度等“三項改革”。

　　“陜西省要求，以作價入股等方式轉化職務科技成果形成國有資產的減持、轉讓、減值等處置，由改革單位自主決定，不納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管理考核范圍。同時要求深化職務科技成果賦權改革，采取‘賦權+現金’‘賦權+約定收益’等方式將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全部賦予成果完成人，加速科技成果轉化。”在西北工業大學資產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符新偉看來，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是“三項改革”中最關鍵的一項，改革解決了職務科技成果管理與國有資產保值增值考核要求之間的矛盾，解決了科研人員“不敢轉”的問題，是職務科技成果方面體制性的變革。

　　受益于陜西省職務科技成果單列管理改革，趙玉清獲得了成果的兩年免費使用權。按照這一政策，產生收益后，根據市場評估價的20%現金返回給學校。“而即便轉化不成功，企業死了，知識產權還可以歸還給學校。”

　　據了解，“三項改革”試點兩年多來，陜西省共有8.9萬項科技成果實現單列管理，大大激發了科研人員開展成果轉化的積極性。

　　“深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改革”“建立職務科技成果資產單列管理制度”成為各高校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要抓手。

　　2020年，上海交通大學獲批全國首批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科技成果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試點單位之一，職務科技成果賦權、資產管理等改革探索隨之深化。

　　“我們首創了完成人實施模式，即‘約定收益+全賦權’模式，將專利所有權和長期使用權完全給到科研人員。”上海交通大學技術轉移辦公室主任盛巧蓉說，在這種模式下，第一步，學校按照事先約定收益，將職務科技成果賦權給科研人員；第二步，經過價值評估后，確定科研人員應當支付的對價，科研人員既可以當期繳納，也可以延期支付；第三步，科研人員或科創企業可繼續享有利用學校物質技術條件所產生的衍生成果，并根據發展需要，按照事先約定的收益（公司股份1%或者團隊持股10%的對價），向科創企業轉讓。

　　上海交通大學微納電子學系教授賀光輝是該模式的受益者。2022年，賀教授科研團隊通過賦權，取得3項專利和2項軟著全部知識產權，出資創辦了北京輝羲智能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有了改革的“紅利”，知識產權的價款可以遞延至5年內支付。近期，企業市值超過10億元后，團隊已向學校報備并進入現金收益支付流程。

　　盛巧蓉介紹，為了適應不同的市場化需求，學校設計了多種賦權模式，一種是部分賦權的“先獎后投”的作價投資模式，另一種就是全賦權的“完成人實施模式”。

　　“改革激發了科研人員創業的熱情，目前，教授創業選擇作價入股的有44家企業，以完成人模式開展的有100多家企業。改革后，平均每年創辦企業30多家，是改革前5年的總和。”盛巧蓉說。

　　此外，容錯機制也是各地各校探索的重點。“在轉化過程中，成果定價是否合理或者轉化失敗后是否會造成國有資產流失，也是廣大科研人員不想轉、不敢轉的重要影響因素。”盛巧蓉說，對此，2022年學校出臺了盡職免責管理辦法，將“科技成果不轉化是最大損失”作為基本理念，明確已履行相關的規定程序，但因經營不善或創業失敗，導致國有資產減損或無法收回收益等12條免責情形，以及職務科技成果轉化需要審批，任職、履職回避、禁業范圍等22條負面清單，進一步消除科研人員顧慮，激發成果轉化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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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轉”難題如何破解？

　　提供全鏈條支撐，營造有組織轉化生態

　　今年一季度，江蘇科環新材料有限公司研發的垃圾焚燒發電受熱面高頻感應熔焊防腐涂層技術，訂單額已達約9000萬元，接近2023年全年訂單總額。而這一核心技術已推廣應用到深能環保、光大環境等50余家企業，產生了數十億元的經濟效益。

　　該公司的創始人，是華北電力大學教授曲作鵬。

　　“從我的志向上來講，做科研就是為了解決實際問題，進行產業應用。但是，產業應用的場景在哪兒、成果怎么推廣出去，都不是我們科研人員擅長的。在學校技術轉移轉化中心的推廣下，公司才做到了現在的規模。”曲作鵬說。

　　“老師有轉化的想法，我們就要通過各種方式提供市場、資金、人才等資源匹配，在技術評估、市場調研、資源整合對接等方面給予指導。”華北電力大學技術轉移轉化中心主任王宏盛說，學校堅持“有組織科研的同時開展有組織轉化”，2020年成立了專門的技術轉移轉化中心，幫助科研團隊獲得知識產權、概念驗證、小試中試、人才投入、產業孵化等全鏈條支持。

　　王宏盛介紹，按照技術的發展階段，我國通常將技術成熟度劃分為9個等級。技術成熟度≤3的成果處于基礎研究階段，主要由國家科研資金支持；技術成熟度≥7的成果處于產業化階段，有大量社會資源和資本支持。而技術成熟度3—7之間的薄弱地帶就是“死亡之谷”，也是成果轉化最需要支持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科技成果轉化，普遍存在離市場應用遠、甄別市場價值難度大、驗證階段資金支持不足等問題”。

　　如何破解？“為成果尋找應用場景，加強供需對接”是華北電力大學推動有組織科技成果轉化的重點。

　　“一項技術可以跟多個應用場景疊加，實現落地轉化。”王宏盛介紹，自2020年起，中心每年都會梳理凝聚《華北電力大學自主知識產權成果名錄》，涵蓋了學校火電、清潔能源等各個方面的科研成果，點對點地送到相關企業管理層的辦公桌上。定期舉辦成果推介會等，組織科研團隊與行業企業、投資人面對面。

　　在有組織成果轉化過程中，概念驗證、小試中試是能否產業化的關鍵，而專業的實驗基地、資金等對于初創企業來說是沉重的負擔。對此，高校進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支持。

　　“近年來，北京科技大學主導建設了高性能金屬材料智能制造關鍵技術概念驗證平臺、綠色鋼鐵材料中試孵化基地等8個通用平臺；同時還做好以通用場景為主、特殊場景為輔的科技成果概念驗證中心，如高性能金屬材料智能制造關鍵技術概念驗證平臺。”北京科技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研究院院長張曉鋒介紹，這些舉措打通了材料研發、試制、分析、應用的鏈條，近3年來，服務及促成的成果轉化項目301項，合同額共計2.15億元。

　　高校科技園、科創園也是高校開展科技成果有組織轉化的重要載體和推動力量。

　　2011年，王議鋒博士畢業后來到天津大學做能源裝備領域的研究。他所創立的課題組“先進電能變換與系統控制中心”是國內最早研究碳化硅和氮化鎵電能變換技術的團隊，申請發明專利50余項。帶著“用技術引領產業、行業，而不是賣技術變現”的想法，王議鋒帶領團隊于2022年開始創業。然而，僅小試百萬元級成本、中試千萬元級成本的投入，就“攔”住了他。

　　“當時想先做出產品，賣出產品回收資金，再做出更多產品，逐步擴大規模。但是與學校技術轉移轉化中心溝通后發現，風口期只有3—5年，來不及等我們一步步慢慢做大，必須引入社會資本，加快轉化。”王議鋒說，在天開高教科創園（以下簡稱“天開園”）的支持下，小試基地就在天開園內，中試基地由天開園負責對接，不僅提供了首臺套的補貼和小試、中試補貼，而且幫助公司獲得了天使輪融資1100萬元。短短一年，“一個小而美的科創企業初具規模”。

　　天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王寧說，天開園區提供概念驗證、小試中試、檢驗檢測、知識產權保護與交易服務，聚集一大批知名創業導師、技術經理、服務管家以及天使基金、風投基金、產業基金，為高校創新創業者提供了全鏈條、全方位支持。

　　“融資難”是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初期的另一個難題。高校科創基金的設立，在引導資本投小、投早、投硬科技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支撐作用。近年來，不少高校紛紛成立了創投基金。12月，復旦科創母基金正式成立，重點關注生命健康、集成電路等前沿創新領域，引導子基金成為“耐心資本”和“長期資本”。9月，四川省國資委與清華大學組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基金，首期規模30億元。

　　“有組織地推進科技成果轉化，關鍵是為企業不同成長階段提供不同的服務，讓成果轉化不再是散兵游勇、單打獨斗。”符新偉說，要分類推進，對成熟度較高的成果，量身定制轉化方式，實現擇優盡轉。對前期成果，重點加強項目、平臺和人才的校企合作，實現產學研協同創新。此外，還要聚焦投后賦能，運用投行思維為成果轉化企業“背書”，為企業提供資源、政策和投融資對接等持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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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轉”心態如何化解？

　　改革評價體系，重新定義科學家的價值

　　“成果轉化后的系列成果和兩輪融資，讓我順利評上了副研究員，而改革之前，這是從未有過先例的。”董素艷是西北工業大學動力與能源學院的教師，主要從事工業仿真設計研究。

　　2020年，董素艷團隊將軟件著作權作價成立了西安流固動力科技有限公司。2020年3月，公司獲得了創新工場2500萬元投資。2021年底，研究團隊獲得當年秦創原·灃東杯陜西省科技工作者創新創業大賽一等獎。2022年8月公司又獲得同創偉業2500萬元第二輪投資。

　　然而，因長期從事工程應用及轉化工作，高水平理論文章發表不足，董素艷的專業職稱一直沒有著落。

　　轉機發生在2022年，西北工業大學出臺了《西北工業大學專業技術職務評審辦法（2022版）》，增設科技成果轉化職稱系列，實行單列計劃、單設標準、單獨評審，從經濟和社會效益兩個維度，設置了“以知識產權轉讓、實施許可或作價投資金額”等6項代表性成果，滿足其中1項即可申報晉升高級職稱，從而讓真正有作為、有貢獻的技術轉移人才“名利雙收”。董素艷成為學校這一新政的第一批受益者。

　　“搞研究”還是“搞轉化”？是眾多科研人員過去面臨的難題。在以往的職稱評定中，科技成果轉化產生的社會貢獻和經濟價值很少被納入評價體系，導致科研人員推動成果轉化的積極性不高，普遍存在“不想轉”的心態。

　　“過去光寫文章就旱澇保收了，現在評價改了，不看‘文章’看實實在在的貢獻，這是一個很好的導向。”趙玉清說，當年退休時，整整兩大捆“成果”，打個包就帶回家了，沒有發揮任何實效。而公司成立后，有企業愿意來買，用到了行業、企業中，用到了提升新質生產力的實踐中，“這種拿到訂單的激動跟論文被刊物接受的激動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趙玉清看來，評價改革也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師將目光從實驗室轉到更廣闊的社會需求中，關注國家、社會、整個行業的需求；不是僅僅參與了技術革新，產出了一堆論文、專利，而是真正要“下場”，要把文章做到實際生產中。

　　不久前，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自動化系教授戴瓊海團隊的研究成果——新一代介觀活體顯微儀器RUSH3D問世。該儀器可以“看穿”大腦，具有跨空間和時間的多尺度成像能力，填補了當前國際范圍內對哺乳動物介觀尺度活體三維觀測的空白，同時為揭示神經、腫瘤、免疫新現象和新機理提供了新的“殺手锏”。

　　戴瓊海團隊有一個心愿：不僅做“從0到1”的突破，更要通過產業化實現從1到10再到100的拓展。

　　“產業化和基礎研究在我們這里是相輔相成、齊頭并進的。”團隊成員、清華大學自動化系副教授吳嘉敏介紹說，在基礎研究方面，自2013年以來，團隊瞄準國際空白布局研究方向、瞄準技術前沿攻克難題，積累了豐富的科研成果，在《細胞》《自然》等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多篇高水平論文。在產業化方面，自2020年浙江荷湖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以來，已推出SLIM1100/2000等4款國產自主原創科研儀器產品，各項指標均實現了國際領先，公司市值超過5億元，明年將全面進軍海外市場。

　　在符新偉看來，科技成果轉化重新定義了高校科研的價值，牽引了科研模式的變革，讓高校的科研模式更加強調需求導向和目標導向。“科學家研究出來的成果不再沉睡在實驗室，而是要走向市場，變成產品和商品。這樣也使得科學家的價值不再僅僅局限于學術領域，而是擴展到了經濟社會領域。”符新偉說。

　　“這樣一來，就徹底打破了過去體系中對科學家的狹隘定義，重新評價、定義了科學家的價值。”盛巧蓉說，科學家不僅是知識的創造者和傳播者，更是產業的創新者和引領者。他們通過不斷的研究和實驗，推動科學知識的創新，同時也將這些知識轉化為實際的技術應用，特別是在高科技領域，科學家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推動產業革命的關鍵因素。

《中國教育報》2024年12月26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