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教育階段創新人才培養的誤區及范式轉變

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已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并強調要“堅持教育優先發展”“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基礎教育階段的創新人才培養，與中國式現代化和教育強國建設緊密相連。2023年5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建設教育強國，基點在基礎教育”“基礎教育既要夯實學生的知識基礎，也要激發學生崇尚科學、探索未知的興趣，培養其探索性、創新性思維品質”。隨著人工智能時代加速來臨，“創新”成為真正的力量。對此，本文在國內外比較研究基礎上分析了我國中小學創新人才培養的典型誤區及其產生原因，以期為中小學創新人才的選拔、評價與培養提供啟示。

一、實然層面：中小學創新人才培養的兩大誤區

（一）典型誤區一：將“智力超常”“成績優異”的學生狹隘地等同于創新人才

我國基礎教育階段對創新人才的選拔更多集中于智力超常兒童的早期發現與甄別。超常兒童的界定屬于智力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范疇，也稱為天才、超智兒童等。在部分入學選拔考試當中，往往會將智力超常的學生等同于具有高創新能力的學生，看重學生的特殊天賦和學科競賽水平，通過智力測驗、發散思維測驗等方式開展選拔。除了將“智力超常兒童”簡單等同于創新人才，近20年更普遍的做法是將學科測試中成績優異的學生等同于所謂的創新人才，從“看競賽”變為“看考試”，看重學生的中高考成績并淡化其他內容，用高分“掐尖”作為選拔中小學創新人才的慣用手段。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龐維國團隊的實證研究對此表明，我國教師對學生的創新能力評價與學生學業成績之間的相關系數高達0.85，幾乎把學業成績視為創新能力。[1]

無論心理學意義上的“智力超常”，還是學科測試意義上的“成績優異”，都是我國當下基礎教育對創新人才選拔的極大誤解。實證研究顯示，智商高的人不一定創造力也高。一項元分析研究發現，智商與創造力之間的相關系數僅為0.17，呈弱相關。[2] 大量的心理學研究也顯示，智商與創造力之間的關系存在閾值效應。也就是說，當智商超過一定數值后（常見的是IQ = 120），創造力與智商的關系可能不大。[3]不同的創造性思維要素與智商的關系不同，如學生思維的流暢性同智力的關系閾值為IQ = 86。[4] 對于“高分數”與“高創造”的關系，腦科學研究顯示，當過分強調知識和固有邏輯時，大腦的左半球能夠得到發展，與創造力更相關的右半球卻會被忽視。[5] 國外一項元分析結果顯示，創新能力與學業成績之間的相關系數僅為0.22（呈弱相關）。[6] 當把成績優異的學生等同于創新人才時，具備超高應試能力的“考試高手”會在標準化考試中脫穎而出，具有創新潛質的學生卻無法跳脫出標準答案去求新求異。因此，試圖以有標準答案的難題選拔解決不確定世界復雜問題的創新人才，這本身就是一個無解的公式。

（二）典型誤區二：強調中小學創新人才的“層層選拔、集中培養”

“層層選拔、集中培養”這種人才培養模式在我國基礎教育階段相當常見。“層層選拔”提高了人才選拔門檻，學生需要經過層層競逐才能獲得天才班、少年班、競賽班、創新班的“入場券”。“集中培養”默認創新人才就應該學得比別人快，通過人才集合的高強度加速培養模式，加快學生的學習進度和畢業進程，對人才培養設置“加急訂單”，集中優質教育資源實現“快出人才”的目標。

進一步分析，“層層選拔”做法的風險在于難免會有“人才誤傷”或“漏網之魚”。一旦創新人才的精準識別難以真正實現，小規模的“集中培養”模式也就失去了根基。此外，為了提高“層層選拔”的人才甄別精度，這種手段需要更多學生作為“分母”來陪跑，導致少數人被選出來而多數人被淘汰。而陪跑的學生會被傷害，被選中的學生也會被傷害。“集中培養”使得這部分學生過早脫離家人和同齡人的正常成長環境，他們作為一個正常人的發展將受限，尤其是在社會與情感因素方面。知識學習或許可以加速，但是人格成長、人際交往、社會性發展、情緒情感的滿足等卻無法加速。況且，真正對某個領域具有原創性、突破性創新貢獻的杰出人才更需要在長期沉迷于某件事的過程中孵化并實現創新。與此同時，當一群優秀的學生被聚集到一起時，總會有人被忽視或成為“鳳尾”，他們不再是眾星捧月的焦點，隨之而來的是更多的失落感和自卑感，對自我的認識和定位也會更加不清晰。心理學家赫伯特·馬什和約翰·帕克的“大魚小池塘效應”可以解釋這一點：同等能力的個體，在平均水平高的團體中，其自我概念會降低；相反在平均水平低的團體中，其自我概念會提高。[7]

二、應然層面：中小學創新人才培養的基本價值觀

（一）培養誰：堅持創新面向人人，尊重每個學生的創新潛能發展

如果創新人才培養不面向“高智商”和“高分數”的學生，那么應該面向誰？在過去的一百年，國際學術界有關創新人才的發現與培養經歷了兩大轉變：一方面，從心理學家通過智力測驗遴選天才兒童的遺傳決定論轉變為教育界重在后天發現和教育養成；另一方面，從“關注前1%—3%的智商超常兒童”到“尊重每一個學生的創新潛能發展”。

放眼國際，我國有關創新人才培養的實踐范式正處于轉型的關鍵節點，就是要堅持創新面向人人的基本理念，尊重每個學生的創新潛能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對此明確提出：“人人是創造之人”“相信每一個學生都是可塑之才，善于發現每一個學生的閃光點和特長”。[8] 參考考夫曼和貝加托的創造力4C模型，創造力可以分為四種類型：杰出創造力、專業創造力、日常創造力和迷你創造力。[9] 中小學生可發展的創造力多指日常創造力和迷你創造力。日常創造力是每個普通人可以擁有和發展的創造力（如在日常生活中提出新穎、有效的問題解決方法），迷你創造力是個體主觀、內部的解釋，聚焦于對經驗、行動和事件給出新穎且有個人意義的詮釋。這兩種創造力都是對學生世界而言或在特定情境下的創新。而當我們將創新人才的培養面向所有學生時，“層層選拔、集中培養”的實踐誤區也會被逐步消解，因為在此基礎上的評價功能也會逐步從“對少數創新人才的評價”轉變為“促進所有學生創新潛能發展的評價”，逐步改進過多的正式評價、結果評價而融入非正式評價、過程性評價等。

（二）培養什么：創新需要責任擔當，重視與創新相關的社會情感因素

隨著學術研究的推進，國際學術界對學生創新素養的理解已不僅限于發散思維，而是傾向于從更廣義和綜合的視角將創新思維、人格、社會情感等多重因素相融合，將創新素養同軟技能（如合作、溝通）以及批判性思維、計算思維、問題提出等相結合進行評價。

在“集中培養”模式下，當一部分學生被“層層選拔”出來進入一個非正常的人才聚合環境時，便失去了與不同人相處、溝通、合作的機會，這會影響他們對普通人的共情力、同理心和正常的人際交往能力，進而影響對整個社會的認知和擔當。要知道，沒有同理心的“聰明”不會像人們對創新人才期望的那樣能夠“改變世界”“造福人類”“構建美好生活”。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曾在不同場合多次表示：“讓更多的青少年心懷科學夢想、樹立創新志向”“要教育引導學生培養綜合能力，幫助學生學會自我管理、學會同他人合作、學會過集體生活，激發好奇心、想象力，培養創新思維”。創新人才的培養是為了培養堪當民族復興大任的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我們要堅持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將創新教育與學生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實現與意義建構關聯起來。在關注創新人才的認知能力、創新思維培養的同時，更不應忽視與創新相關的社會情感因素的發展。社會責任感、合作創新、共情他人等，與學生多大程度上能夠洞察提出有價值的問題并生成創意、產出創新成果等息息相關。

（三）怎么培養：全面落實因材施教，從人才的“掐尖”逐步轉向“普育”

基礎教育階段的創新人才培養首要任務是打基礎，而不是將基礎教育異化為高等教育拔尖人才選拔的“篩子”。因此，結合基礎教育階段的創新人才“培養誰”“培養什么”的問題，我們認為回應“怎么培養”的問題應堅持從“掐尖”逐步轉向“普育”，指向每個孩子的創新潛能發展，優先從課程建設、評價體系兩個方面推進中小學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

第一，在中小學全面落實因材施教，構建能夠促進每個學生個性化發展的“選課走班”課程體系。

習近平總書記在視察澳門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時曾表示：“不斷優化課程設置，探索開拓更有利于培養科技創新人才的教育方式。”[10] 創新人才培養不是常規教學之外的“附加品”，而應全面落實因材施教并融入學校課程體系，貫穿學校教育的始終。“因材施教”絕不是把不同成績的學生分成所謂的“好班”和“差班”來區別對待，而應隨著學生學段的升高逐步增加學生自由選擇的可能性和個性化發展的彈性，為具有不同特點、不同興趣的學生開設不同的課程進行差異化教學，讓學生在有不同課程的基礎上，既能體現出個性發展差異，也能有共同成長的空間和時間。

第二，要用“多把尺子”推進評價多元化，為學生提供發展個性化的“冒尖”渠道。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學生培養得怎么樣，要看拿什么樣的尺子去衡量，以什么樣的眼光去發現。”[11] 然而，在我國現行的基礎教育升學體制中，想要“冒尖”的學生基本需要依靠高分數、高學業表現來實現。正如清華大學錢學森班創辦者鄭泉水教授所說，我國基礎教育體系不斷獎勵考試門門都要“A”且不許失敗的“A型”人才，卻不斷懲罰具有創新潛能、勇于探索未知的“X型”人才。評價尺子的單一化使得學生離開大大小小的考試就難以證明自己是所謂的創新人才。然而，創新人才不是考出來、測出來的，而是自己跑出來、冒出來的。想讓學生“冒尖”，就要用橫向的“多把尺子”衡量學生而不是執著于縱向的“層層選拔”。通過推進評價的多元化，可以讓不同學生的不同志向、不同個性和特長能夠突現，讓每個孩子都能有自己的閃光點。

三、中小學創新人才培養的對策建議

第一，切實減輕學生和教師負擔，為創新人才的發展提供空間。削減課程內容，降低終結性考試頻次，減少百分制評估方式，減少常規性、答案唯一的作業，讓學生擁有更多機會參與到創造性想象、實踐、反思和成果展示等活動中；為教師減負，讓教師有精力圍繞學生創新潛能培養進行專業學習和深造，設立跨學科性質的教師“高研班”“種子班”，率先培養具有創新意識的優秀教師，以點帶面打造一批批能夠“識千里馬”的“伯樂”。

第二，形成負面清單并逐一核銷，建立創新人才培養常態機制。率先建立影響創新人才健康成長、個性發展的負面清單。地方政府定期向同級人大、上級教育行政部門、社會公眾報告區域中小學生創新潛能發展規劃、工作進展及核銷負面清單情況，主動接受問詢、指導和輿論監督。負面清單可包括：（1）針對教育行政部門的負面清單；（2）針對學校的負面清單；（3）針對社會教育機構的負面清單；（4）針對媒體宣傳的負面清單。通過核銷區域、學校、教師在扼殺創新人才發展上的負面做法，營造有助于創新人才“冒尖”的教育生態土壤。

第三，逐級滿足學生個性化差異，為創新人才提供個性化課程。在義務教育階段應更側重為所有學生“打共同基礎”，落實國家課程的同時也要盡可能滿足學生的個性化差異，讓學生在這個階段能夠有機會發現自己的興趣和特長。在高中學校全面實施跨班級、跨年級選課走班制度，實現“一人一課表”的自下而上的“自主生長模式”；高中學校優質選修課程的開設水平和高中生課程自主選擇程度，應該作為“全面提升我國人才自主培養質量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普通高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指標。讓學生在選擇中學會選擇，在選擇中發展個人的志向和夢想，在選擇中規劃自己的未來；要把小學、初中能否開齊開足開好體育、藝術、綜合實踐活動課程，高中是否提供盡可能多的選修課、為學生形成個性化課程表納入對學校辦學水平的考核評估體系。

第四，逐步加大項目式試題比例，提升創新人才評價的命題質量。創新人才需要解決的是非常規、無標準答案、長時間專注的真實問題和“卡脖子”問題，而考試選拔面對的是人為設定、有標準答案、短時間求解的復雜問題。要讓指向學生創新潛能發展的項目式命題、基于真實情境的問題解決試題進入高利害考試并不斷提高比重，以考試命題改革推動學生創新潛能培養。將考試內容指向創造性、批判性、協作性問題解決，將考試過程指向學科核心概念和學科實踐的靈活應用，考題形式采用情境化、項目化命題，閱卷賦分采用基于學習進階或學習標準的等級制量規評價。探索建立新的高中階段學校招生錄取模式。

注釋：

[1] Guo, J., Tong, Y. & Pang, W. Teachers’ perceptions of students’ creativity in China’s classrooms: The role of student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misbehaviors[J]. The Journal of Creative Behavior, 2020, 55(1): 228-240.

[2] Kim, K. H. Can only intelligent people be creative A meta-analysis[J]. The Journal of Secondary Gifted Education, 2005, 16: 57–66.

[3] Benedek, M., Jauk, E., Sommer, M., Arendasy, M., Neubauer, A. C.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and cognitive control: The common and differential involvement of executive functions in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J]. Intelligence, 2014, 46: 73-83.

[4] Jauk, E., Benedek, M., Dunst, B., & Neubauer, A.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New support for the threshold hypothesis by means of empirical breakpoint detection[J]. Intelligence, 2013, 41(4): 212–221.

[5] Pehkonen, E. The state-of-the-art in mathematical creativity[J]. ZDM-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athematics Education, 1997, 29(3):63–67.

[6] Gajda, A., Karwowski, M., & Beghetto, R. A. Creativity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17, 109(2):269-299.

[7] Marsh, H. W., Parker, J. W. Determinants of student self-concept: is it better to be a relatively large fish in a small pond even if you don’ t learn to swim as well[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4, 47(1): 213-231.

[8][11] 習近平. 論黨的青年工作[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2：135-136

[9] Kaufman, J. C., & Beghetto, R. A. Beyond big and little: The four C model of creativity[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9，13（1）: 1–12.

[10] 習近平. 習近平回信勉勵澳門少年兒童   祝全國小朋友們“六一”國際兒童節快樂[N].人民日報，2019-06-02（1）.

（作者劉堅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教授，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創新研究院院長；董瑤瑤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博士研究生；劉啟蒙系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基礎教育質量監測協同創新中心助理研究員）

《人民教育》2023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