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與禮儀文化融合形成中華服飾文化

中國的服飾有漫長的發展史。這些精美服飾的制作以農業生產為基礎，且各式各樣的服飾背后蘊含著豐富的禮儀文化，正是二者的融合創造出了燦爛的中華服飾文化。

中國服飾的起源

《左傳·曹劌論戰》中有“衣食所安，弗敢專也”的論述，這句話涉及人生活的兩大需求：衣服用以蔽體，食物用以果腹。衣服和食物是安身的前提，衣食無虞，才有所安。

衣服原材料的來源與人類食物的來源一樣，不外乎兩大類：動物、植物。動物的皮毛、植物纖維和昆蟲吐的絲構成了人類衣物的基本原材料。將原材料制成可以穿戴的衣物，離不開相應的縫紉工具。20世紀30年代，考古人員在山頂洞人的遺址中發現了一枚骨針。骨針長82毫米，粗處直徑3.3毫米，針身略彎，形圓潤而質細滑，針前端尖而銳，尾端直徑3.1毫米處有小孔針眼。要制作這樣的骨針，需要經過選骨、切骨、刮骨、打磨成形、拋光和鉆挖針眼的復雜程序。在當時的條件下，制作這樣一根骨針必然耗時良久，過程極為不易。但在無金屬材料的情況下，以骨制針，已是最佳選擇。這說明，至遲到山頂洞人時期，中國先民已經可以縫制簡單的衣物以蔽體保暖了。

在距今6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遺址中，考古人員又發現了陶紡輪、骨錐、骨針等工具，可見人類縫紉技術的發展。更有意思的是，同時出土的彩陶上繪有舞蹈人像，圖像表明當時已有系統的植物纖維紡織、縫紉等技術。在浙江河姆渡遺址，則出土了陶、石、木等材料制作的凸形、算珠形、工字形、圓餅形、梯形等形狀的各式各樣的紡輪，還有骨梭、骨針、木緯刀、木織軸、骨機刀等原始的紡織工具，學者根據其復原，推斷出河姆渡人已發明了踞織機。這些證據都充分表明先民對植物纖維的加工，有了長足的進步。

而青海省海東市樂都區柳灣遺址出土的彩陶靴和甘肅玉門出土的足穿翹頭靴的彩陶俑，進一步表明，在新石器時期，先民的服飾制作工藝已較為成熟，并實現普及。

在中國，用原始技藝和天然植物纖維制作衣服有很長的歷史。從人類學的考察看，就在幾十年前，云南的獨龍族、怒族、傈僳族、哈尼族，海南五指山的黎族，以及臺灣的阿美族等都還在用箭毒木等大樹纖維制作樹皮衣。這種樹皮衣的制作通常分以下幾個步驟：一要選樹，一般是用箭毒木、赤榕、楮木等；二要剝皮，先以木棒捶打，使樹皮與樹干分離，然后進行割剝；三要浸泡，這樣做的目的是去除樹汁，使樹木纖維柔軟，并達到漂白的效果；四要捶打，僅保留木纖維，并使纖維松軟、韌實；五要縫紉，根據需求縫制成上衣、下裳、被褥、背包等。這種“績樹皮以為布”的做法，源自越人，歷史久遠。《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記載，“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發，披草萊而邑焉”。古文獻中記載了很多樹皮所制服飾的名稱，如“楮冠”“納布”“ 谷布衣”等。樹皮布無須紡、織，用樹的天然纖維即可制成衣服。北宋《太平御覽》中載，“緝木皮為布，甚細白，幅闊三尺二寸”，可見其傳承不輟。

麻也是古人制作服飾的重要植物纖維來源。在神話中，麻被認為是炎帝最先發現的，其后，就有了家家養牛、戶戶織麻的風氣。在古代，尋常百姓常以廉價的麻布為衣，后來，“布衣”便成了百姓的代稱。麻布又稱夏布，如今陜西岐山坪村、四川隆昌和重慶榮昌的夏布，仍是特色產品，享譽中外。

蠶絲的使用對于中國古代服飾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蠶絲的起源尚無定論。不過，從目前的考古證據看，中國人養蠶的歷史是非常悠久的。河姆渡遺址出土了四對盅形牙雕，上面刻畫了蠶紋，同時，該遺址還有蛾形器出土。此外，在屬于新石器時代的山西夏縣西陰遺址中，也出土了半個蠶繭實物。這些考古證據充分表明，中國先民的服飾制作已從以粗纖維、粗制皮毛等為代表的初級階段，發展到以蠶絲為原材料的高級階段了。此后，山西芮城西王村出土的蛹形裝飾、河北正定南楊莊出土的陶質蠶蛹、甘肅臨洮馮家坪齊家文化中出土的帶有人面蠶形紋的雙聯陶壺和江蘇梅堰出土的蠶紋黑陶，以及各種玉蛹、玉蠶、青銅蠶紋、蛾紋等與蠶相關的考古證據表明，桑蠶已在古代中國的許多地方普及開來。蠶絲的普遍使用造就了蜀繡、湘繡、蘇繡、粵繡，以及壯錦、土家織錦、苗繡等各具特色的紡織工藝，并形成了許多中華傳統服飾文化的藝術結晶。

中國服飾的生產及影響

種植桑麻、制作服飾是古代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甲骨文中可知，“桑”已成為普遍的園栽之樹；“麻”字則見于西周金文。《詩經·齊風·南山》 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藝麻如之何？衡從其畝。” 其中，屨是指以麻、葛等制成的鞋，緌是指絲繩所制帽帶，藝麻則是指種植麻。《莊子·讓王》中孔子問顏回：“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愿仕。”從這段話中可見，早在春秋之際，即便是貧如顏回者，滿足一家人制衣的需求，也需十畝田專種桑麻。到唐宋時期，孟浩然的《過故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辛棄疾的《鷓鴣天·游鵝湖醉書酒家壁》“閑意態，細生涯，牛欄西畔有桑麻，青裙縞袂誰家女，去趁蠶生看外家”，都將桑麻作為日常生活里的重要意象寫進了詩詞中。

桑麻之事也是國家大事。春秋時，《管子·牧民》中載，“藏于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西漢，朝廷鼓勵蠶桑生產，陜西石泉縣出土的西漢鎏金銅蠶，是西漢時皇帝褒獎蠶桑生產的御賜品。昭明太子的《文選》中收錄了西晉文學家潘岳的《西征賦》，文中有“黃壤千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之語。這些都是種植桑麻與國家發展相關的證據。

中國服飾體現的禮儀文化

在中國古代，服飾規格是禮儀文化的重要體現。其中，絲織品是制作與禮制品秩相關的服飾的重要材料。絲織品具有輕柔、典雅、高貴、富麗等特有屬性，是一種較為貴重的衣著材料。而《呂氏春秋·仲春紀》中載，“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可見，早在戰國時期，素絲的染織已經相當發達。這些都為絲綢成為禮儀服飾重要原材料奠定了基礎。《呂氏春秋·季春紀》中記載了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之禮。這充分表明絲綢已成為禮儀文化的物質形象載體。禮制服飾的最高點是帝王的服飾。按照《周禮·春官·司服》記載，早在周代就已有“司服”這一官職“掌王之吉兇衣服”，也就是說有專人負責掌管周天子用于祭祀的禮服。天子所服的“玄衣纁裳”可謂禮樂文化在服飾中的極致體現。

歷朝歷代，朝廷都會明典規定不同官階品秩對應的衣帽服飾。以清朝為例，清朝官場等級制度井然森嚴，其依前明舊有標準，制定了九品十八級的官制品秩制度，也對應制定了嚴格的官服制度。從一品大員到從九品芝麻官，都有與等級配套的服飾，且在外觀上有顯著區分，主要包括衣錦的品質、數量、顏色、制式等。

清代的官服又分為朝服、吉服、行服、常服等。其中，朝服屬于禮服，是重大典禮、重大祭祀等場合著裝的服飾，其著裝的場合相對較少。吉服則是一般禮儀場合穿戴的服飾，是僅次于朝服的禮服。而常服是官員們日常辦公時的穿戴。

清朝官制設置嚴謹、細密，文官、武將均為九品十八級。官員服飾區分品秩高低最明顯的是其胸前的補服圖案，即俗稱的補子。文官系列補服上皆以禽類為標志：一品文官仙鶴補服，二品文官錦雞補服，三品文官孔雀補服，四品文官鴛鴦補服，五品文官白鷴補服，六品文官鷺鷥補服，七品文官鸂鶒補服，八品文官鵪鶉補服，九品文官藍雀補服。武官系列則以獸類為標志：一品武職麒麟補服，二品武職獅子補服，三品武職豹補服，四品武職虎補服，五品武職熊羆補服，六品武職彪補服，七、八品武職犀牛補服，九品武官海馬補服。

按照禮制，所有官服皆由朝廷統一制作。故而，歷朝都有朝廷制作官服的專署。尤其是皇家的衣物、飾品等，更是由朝廷專門的機構制作。譬如明朝，便由織造所制作。而官府經營的絲織染業有相當大的規模，負責督管此業的職官亦稱織造。明朝專門規定，朝廷織物的采購、置辦、紡織、印染、刺繡、縫制等一律直接以內官監督官局織造，此類內官稱織造太監。僅在江南，明朝就設立了南京、蘇州、杭州三處織造局，用以供給宮廷所用的絲織品。這三處織造局都由提督織造太監主管。清襲明舊。順治五年（1648年）曾一度將原由內務府太監管理的織造，改由戶部派員管理。但至順治十三年（1656年），這項事務仍歸由內十三衙門即宦官機構管理，到康熙、雍正二朝，仍由內務府派官久任。

明代織造按經營管理體制，又可分為朝廷官局和地方官局。朝廷官局包括：設在南京的內織染局，又名南局，隸屬工部，負責制造進宮的各色絹布；設在北京的外織染局，又稱北局，即工部織染所，以染練絹布為主；另在南京設有神帛堂（隸屬司禮監）和留京供應機房，前者專司神帛織造，后者則備不時之織造。地方官局分設在浙江、南直隸等八省，總共二十二處織染局，各地方織染局每年造段匹（包括纻絲、羅、絹等）的原料，均為本府州民間交納的稅絲；經費則多出自里、甲丁田的稅銀。明代官局織造雖遍及各省，但其重心仍在江南地區。

織造的絲綢種類繁多。諸如紡、縐、綢、緞、錦、帛、絹、紗、綾、羅、綃、綈、絨等，其中有不少堪稱是精美藝術品，如云錦、織金錦、緙絲等。蠶絲用于禮制服飾后，極大推進了中國絲綢紡織、刺繡等工藝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國作為世界絲綢大國的地位。

中國服飾發展，經歷了從粗葛、麻等纖維和野獸皮毛，到精美、輕軟、華貴的絲綢的歷程。在這一發展歷程中，古代中國人不僅滿足了御寒、遮羞的初級需求，也創造了與禮儀文化相適應的豐富多彩的中華服飾文化。

（作者系西南大學教授）

責任編輯：單笑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