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內涵與路徑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簡稱《綱要》）提出了構建教育強國的“六大特質”“八大體系”和“五個重大關系”，對中國教育持續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將全球視野和國際化發展納入教育強國建設的基本內容維度和核心路徑參照。來華留學生培養質量作為中國高等教育高質量、特色化和體系化發展的重要觀測點，既是中國高等教育構筑全球影響力的重要支撐，也是檢驗中國高等教育實質性融入全球高等教育場域的充分條件。而進一步深入認識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意義與內涵，有助于系統拓展來華留學教育質量的認識論邊界，并進一步厘清來華留學助力中國構建高等教育強國的底層邏輯，進而對“提質增效”這一傳統政策話語的持續落地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撐。

新中國成立以來來華留學教育質量觀的內涵演變

新中國來華留學事業經歷了重建恢復、加速發展和以提質增效為內核的體系化發展過程，對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認識也經歷了從數量標準到質量控制再到深化制度化建設的階段。

1978年-2000年：來華留學教育質量觀的初步探索。

廣義概念上的大學留學生濫觴于博洛尼亞大學，其治理中樞為由地中海沿岸各地區學生所組成的學生行會。而中國的“留學生”一詞則是從隋唐時期日本的遣唐使演變而來。于1979年發布的《外國留學生工作試行條例（修訂稿）》將來華留學生教育定位為“為中國打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一種驅動要素。在這一時期，來華留學事業整體上還處于計劃性恢復重建階段，尋求計劃性的增量成為政策重點。此外，原國家教委于1989年發布的《關于招收自費外國來華留學生的有關規定》，突破了來華留學工作的強計劃性特征，賦權省級教育行政部門獨立審批并開展自費來華留學生招生工作。由此，來華留學生教育“市場化”概念初步形成，中國高校如何在計劃性的招生配額牽引下，在全球留學市場中延攬留學生，成為中國高校國際化發展進程的主要議題。因此，來華留學生數量成為衡量中國高校來華留學教育質量的重要參照。

2001年-2012年：來華留學教育質量觀的初步構建。

隨著中國于2001年正式加入世貿組織，中國高校進一步將教育服務作為一種新的邏輯框架納入其發展理念。而教育資源的新流向和辦學新實踐，為加快推動來華留學教育的認識論轉型提供了必要的理念和資源基礎，即在政治服務屬性的基礎上，來華留學工作被賦予了一定的市場競爭屬性。國際教育制度同構的壓力推動并促進中國高校主動變革來華留學工作的理念與實踐范式，而2000年發布的《高等學校接受外國留學生管理規定》則為中國探索來華留學市場化進程、進一步激活中國高校發展來華留學事業的積極性提供了關鍵的制度性保障。在此基礎上，高質量的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突破了相對單一的“數量視角”的認識局限，而加快轉向“管理的秩序性”“畢業標準的對等性”“學歷生占比”等復合視角。來華留學生數量快速擴張的同時，實現了質量控制的同步發展。新的認識論基礎為形成中國特色的來華留學實踐秩序圖，進而形塑中國高等教育作為一個高等教育大國的全球形象提供了參照。

2013年至今：來華留學教育質量觀的進一步成型。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雙一流”建設的深入實施，為來華留學工作進一步將質量控制和有序增量納入來華留學品牌建設提供了新的資源條件，也創造了新的制度與文化環境。鑒于此，來華留學工作面臨進一步制度化發展的新需求。于2018年發布的《來華留學生高等教育質量規范（試行）》，就明確提出要推進中外學生在教學、管理和服務等領域的趨同化管理。事實上，隨著“提質增效”成為來華留學工作的基本政策話語，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從中國高等教育高水平對外開放體系結構中的一種關鍵內生要素，進一步發展成為助力中國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以及教育強國的要素支撐。對什么才是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認識，也從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本體論視角，轉向作為中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支撐要素的視角，即不僅應繼續圍繞如何進一步實現來華留學教育的“提質增效”，還應關注在新時期，高質量的來華留學教育體系應具備哪些核心要素，從而有效助力中國高等教育強國建設，成為中國邁向世界高等教育場域中心的重要話語載體。

高等教育強國建設背景下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意義

依據不同的時空條件而生成的不同意義框架，能夠對中國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深層邏輯作出各種解釋。在中國構建高等教育強國的語境下，應充分認識到高質量來華留學畢業生以及這個群體所內生的流動性與跨文化黏合性對經濟社會發展和文化融合所產生的溢出效應。

向度互嵌：助力構建開放互鑒的國際合作體系。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將“開放互鑒的國際合作體系”列入“八大體系”的建設范圍。構建“開放互鑒的國際合作體系”既需要形成“請進來”與“走出去”這兩個向度中資源的高效流動性，更需要一種深層次的秩序性，即形成一種進出有序的張力平衡，實現“向內”與“向外”的向度互嵌。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就是要在起初的“請進來”這一端，通過形成更加充分和持續性的動能，構成一種結構性的“拉力”。此外，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還能夠在“自強卓越的高等教育體系”與“開放互鑒的國際合作體系”之間形成一種邏輯和實踐關聯，因為形成“自強卓越的高等教育體系”意味著形成了對優質國際生源的“自然拉力”，而這種“自然拉力”唯有通過以高質量發展為內核進而深化來華留學的品牌內涵建設才能實現。

資源儲備：高質量來華留學畢業生作為人力資源的重要補充。

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均無一例外地面對少子老齡化社會所導致的勞動力供給減少的現實挑戰。各國在加強留學生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補充人力資源并為未來留住優秀人才作準備，進而更好地助力本國參與全球人才競爭。從現實意義上講，唯有加快構建符合國際通行標準的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中國高校才能為中國提供更多既通曉并在一定程度上認同中國文化和內隱規則，又具有專業知識儲備的外籍畢業生。這將促成中國構建更加多元、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結構以及進一步提升各類產品市場的國際化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在中國企業深入推動海外發展布局的過程中，提供高質量的外籍人力資源供給。從這個意義上看，構建高質量的來華留學教育體系將從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角度，踐行構建高等教育強國的深層價值。

文化感召：高質量來華留學群體作為拓展中國文化感召力的重要載體。

縱觀世界一流高校，其之所以能夠持續吸引全球優質生源，不僅在于其完備的學習和學術資源條件等“硬實力”，還在于其卓越的學術聲望、開放合作的科研文化等“軟實力”。再加上一系列的學術價值觀，構成了世界一流高校延攬全球優質生源的核心感召力。在中國“雙一流”建設高校已具備較強的學術聲望以及較為充分的學習資源條件的前提下，如何將相關硬性和柔性要素充分嵌入來華留學培養全過程，通過高質量的培養產出向全球展現中國高校的資源條件和能力水平，是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意義依歸。事實上，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不僅是來華留學生培養質量的實質性提升，更關鍵的是其能否成為提升中國文化傳播效度以及提升對中國文化接受度的柔性支點。這將構成高等教育強國建設助力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的有力證據。

治理創新：中國高等教育治理水平的綜合提升。

中國高校持續提升綜合治理能力水平，既是構建高等教育強國的基礎保障，也是高等教育強國的基本特征。作為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核心維度，持續提升來華留學生的學業和生活綜合管理水平，需要對管理制度和實踐的持續創新，尤其應落實好“趨同化”管理這一輔助性的政策話語。很顯然，突破來華留學生管理的制度瓶頸，充分提升來華留學生的管理成效，在這個過程中的諸多經驗將會直接反哺于學校綜合治理能力水平的提升。從這個意義上講，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將成為中國高校持續創新綜合治理范式及機制的一個契機。此外，對于《綱要》提出的“積極參與全球教育治理”，中國高校也將在一定程度上依托優秀的來華留學畢業生這一關鍵要素，進一步打通在全球教育治理議程設定、參與通道上的諸多限制。

高等教育強國建設背景下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多維內涵

基于結構功能主義的理論視角，既然將來華留學教育作為一種體系進行構建，就應該圍繞某個核心功能形成具有各種功能分工的系統結構。厘清這個核心功能或功能群，將是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關鍵。

能夠建設具有國際辨識度的來華留學課程體系和管理模式。縱觀全球擁有國際學生數量較多的世界一流高校，這類高校通常立足于其優質的課程體系、統一的學生管理模式和學業評價標準、多樣化的學習資源獲取渠道、良好的住宿條件以及最為關鍵的卓越的學術文化，吸引來自各國的優秀學生。如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以讀經典原著為核心的通識教育課程體系就以其課程開發的高成本和對學生的高要求著稱。或許可以說，世界一流高校群形成了一套具有一定普適度的國際學生培養標準。中國高校可在一定程度上借鑒這些標準，在這些國際通行標準領域作出實質性的提升。從管理層面看，高質量的來華留學教育體系還應在高校內部以及高校與外部組織之間，在資源配置、管理權力分配等方面，形成制度化的聯動與互補。

能夠為進一步形塑“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提供關鍵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人類邁向一種“想象的共同體”、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提供了一套價值觀方案。在“趨同化”的政策話語指引下，高質量的來華留學教育體系不僅應聚焦來華留學生的專業知識結構、問題意識以及批判思維等知識和能力要素的獲得，還應能夠為來華留學生更加充分而深入地認識和思考人類所面對的共同問題，尤其是形塑跨文化協作意識，提供必要的理念參考與價值觀索引。高等教育強國之所以表現出全球高等教育的引領力和影響力，不僅在于其能夠培養適應市場經濟需求的、具有統一標準的高端勞動力，更在于其能夠成為全人類建構精神內核和價值內核的燈塔，促進全人類邁向一種自由互動與有序協作的生存范式。

能夠為進一步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效度提供關鍵支撐。中國作為一個高等教育強國的形象要得到其他高等教育強國的體認，事實上是中國作為一種文化符號體系被其他文化體系中的群體持續理解和接受的過程。可以發現，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從德國轉到美國后，“美國大學模式”成為一種可借鑒的模式，其實用主義哲學觀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嵌含于美國文化價值觀中的實用主義哲學觀被世界所接受，才推動“美國大學模式”成為一種“全球模式”。很顯然，文化理解和接受程度成為一個關鍵問題。而要提升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成效，需要充分利用來華留學生群體這一重要載體。具有科學知識結構和對中國文化具有較強理解力的來華留學畢業生本身就是中國文化體系的要素構成，其作為一種“文化符號”，在與本國或他國群體交流互動的過程中，實現中國價值觀體系和認識論方法的自然流動。

能夠為進一步變革培養理念與培養范式提供核心動力。從新中國恢復并重建來華留學事業以來，來華留學工作就被賦予為創新中國高校的培養模式和管理范式提供理念和實踐支持的功能定位。這樣一種認識或“想象”至少為中國高校深入推動來華留學工作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基礎。事實上，通過深入發展國際教育事業確實可以為本國變革教育實踐提供參考。以澳大利亞為例，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為幫助其國際學生融入社區文化環境，鼓勵地方政府設立一批社區文化互動項目。而這種開展社區跨文化互動的經驗，又作用于其進一步促進少數族裔學生與新移民學生之間的文化融合。因此，中國所構建的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通過創新課程體系、培養方法以及管理模式獲取的經驗，將為中國高校創新培養模式和管理范式提供持續的動能。

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三個可能向度

借力數字化技術發展的紅利，構建勝任力視角下的教育資源體系。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首先應解決的問題就是如何進一步破除傳統的“任務分包制”，進一步推動將來華留學培養全過程納入學校統一的培養過程，即進一步將“趨同化”的政策話語轉化為行動。具體來講，就是要以塑造來華留學生的綜合勝任力為核心，構建一套結構性的資源支撐體系。這包括進一步打造高質量的全英文授課模塊，以單個學科或學科群為基本單位組建穩定的導師隊伍、科學的學業評價機制以及完備的學術發展支持計劃。尤其應在“在地國際化”和“虛擬國際化”的范式轉換背景下，借力于數字化技術發展的紅利，打造多個品牌化的數字課程系統和學習輔助系統。

面向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需求，構筑可持續的特色文化活動體系。構建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應進一步在“國家-地區-學校”層面整合相關面向外籍人員尤其是來華留學生的文化互動活動，從文化內容的邏輯性、價值觀念的統一性以及活動開展的延續性等方面入手，進一步構筑兼具全球視野和中國視角的特色化、立體式的文化活動體系。包括設置多樣化的社區文化活動、鼓勵優秀來華留學生走進中小學課堂開展文化交流等面向普通市民群體的文化互動等。從高校層面看，中國高校還應進一步強化來華留學畢業生校友網絡的構建，尤其應進一步打通與這些校友群體之間的信息交互渠道，以校友網絡為支點并依托其對所畢業學校的認同感，在海外構建一套有助于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活動方案，助力中國構建多渠道、立體式對外傳播新格局。

形成多層級的制度嵌入樣態，進一步構建縱橫貫通的管理體系。無論是顯著提升來華留學生的培養成效，還是拓展高質量來華留學教育體系的衍生效應，均離不開一套能夠表現出足夠韌性、擁有明晰權力邊界并具有明確功能指向的管理制度體系。這套制度體系需要在“授課-學業評價”“學校-學院”“來華留學生-留管人員”等多個維度和多個層級內形成必要的制度嵌入與有序聯動，從而強化來華留學管理作為一個整體制度的韌性與延展性，于此才能進一步激發各個管理主體的工作活力，形成必要的工作協作力和合理的管理任務分工。此外，這樣一套制度體系需要充分而持續的人力資源支撐，即需要打造一支涵蓋學業管理、生活管理和后勤保障的專兼職管理隊伍，以確保制度的高效運轉。（作者 鄭淳系西南交通大學文科發展建設處助理研究員。本文系2023年西南交通大學國際學生教育管理研究重點項目“行業特色高校國際學生教育現狀與新時代展望”[23LXSGL03]成果）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