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價值要義及路徑選擇

◎摘  要  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也對交叉學科提出了新的發展挑戰。通過實現交叉學科人才支撐與制造產業變革、推進前沿科技突破與創新高地建設、推動知識生產模式轉型與“雙一流”建設，交叉學科得以高質量發展，并服務中國式現代化，推進教育強國建設。因此，應在政策語境與時代特征中把握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意蘊、創新交叉學科發展理念、營造良好學術生態，優化學科資源配置機制、堅守交叉學科建設的質量底線，以此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

◎關鍵詞  中國式現代化；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價值要義；路徑選擇

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并成為新時代我國各領域發展的重要目標，也對交叉學科提出了新的發展挑戰。

2017年，教育部提出了“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行動”，要求構建“特區+中心+平臺”規范有序的交叉學科發展體系。2020年，“交叉學科”正式成為我國第14個學科門類，標志學科交叉制度進入成熟期。2021年，教育部、安徽省人民政府印發《推動結構優化 建設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共同行動方案》，強調做實新興交叉學科專業。202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二十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大力加強基礎學科、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建設”。2023年10月，教育部公布學位授予單位（不含軍隊單位）自主設置二級學科和交叉學科的名單，交叉學科已從2020年的549個增至2023年的860個，設置交叉學科的高校數量也從160所增長到230所[1]。這些標志著交叉學科建設作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部署的重要匯聚點，已進入國家系統布局、統籌推進的新階段，也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通過實現交叉學科人才支撐與制造產業變革、推進前沿科技突破與創新高地建設、推動知識生產模式轉型與“雙一流”建設，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共同推進教育強國建設。然而，我國高校交叉學科建設整體起步較晚，還存在諸多亟待深入探究的問題。

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意蘊

“內涵”是指一個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本質屬性的總和。探討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內涵，既是從本源上探究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本質屬性的必然要求，更是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科學認識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理論和實踐問題的邏輯起點。

1.基于政策語境的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之后，“高質量發展”的表述逐漸從經濟領域擴展到我國社會整體發展領域。對教育發展而言，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第一次提出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2021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論述了如何建立高質量教育體系。在《關于深入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又進一步強調，在以高質量發展統領教育事業改革過程中，要打破學科專業壁壘，推進“四新”建設，布局交叉學科專業，培育學科增長點。

而之前在高等教育領域的政策文本中更多的提法是“內涵式發展”，“內涵式發展”的目的是解決資源約束下的高等教育重建問題和規模擴張后的質量提升問題，而“高質量發展”的目的是解決質量提升瓶頸下的創新發展問題[2]。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被賦予了不可替代的責任和使命。與“內涵式發展”相比，“高質量發展”的表述有多處不同。第一，政策文本沒有對教育領域“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進行明確的解釋，但對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路徑有詳細闡述。第二，“高質量發展”中的“質量”與“內涵式發展”中的“質量”要素不是同等含義。正如有學者所言，“高質量”中的“質量”指的是發展質量，體現的是一種發展水平，并不是指人才培養等具體層面的質量[3]。

《交叉學科設置與管理辦法（試行）》將交叉學科定義為：“多個學科相互滲透、融合形成的新學科，具有不同于現有一級學科范疇的概念、理論和方法體系，已成為學科、知識發展的新領域。”交叉學科是對原有學科專門領地的超越，它突破固有的學科規訓與傳統的學術權力結構，采用新知識生產模式構建全新的知識門類和學科體系。通過多個學科門類的滲透、融合，實現知識生產模式的迭代更新是交叉學科的本質屬性。

基于政策語境下對“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內涵闡釋，“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即交叉學科建設理念、組織建制、資源配置方式以及管理機制等在最大程度上滿足科技、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狀態。衡量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標準不僅在于發展結果，更在于發展過程，是衡量一定時期交叉學科發展的重要指標，是一種水平高低的價值判斷。

2.基于時代特征的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內涵

基于“政策語境”的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內涵側重于闡述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內涵與目的。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把握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時代特征，有助于進一步厘清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深層理路，進而審思現狀并改進提升。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所以新發展理念和高質量發展是內在統一的。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也應做到與新發展理念高度統一，因此還應從時代特征角度拓展對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內涵的認識與理解。“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基礎的科學頂層設計，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有效指引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使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在創新發展、協調共生、綠色發展、開放合作以及共享發展等時代特征中彰顯新的內涵意蘊。

一是具有創新發展特征的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交叉學科創新發展體現在理念、理論、制度、成果等方面。在理念創新上，應當突破原有學科畫地為牢的藩籬，不再將學科自身的“內在邏輯”看作學科發展的唯一標準，變封閉式知識教育體系為教學—科研—生產一體化教育體系，服務國家科教興國和創新驅動發展重大戰略的需求；在理論創新上，應借鑒國際交叉學科發展的前沿理論，加強中國交叉學科建設的理論研究，探索交叉學科發展規律，以交叉學科理論研究成果更好地指導交叉學科建設實踐；在制度創新上，應基于交叉學科發展規律和社會需求，推進交叉學科制度體系的協同共生；在交叉學科成果創新方面，交叉學科應產出更多重大原始創新成果，培養國家緊缺的高層次人才。

二是具有協調共生特征的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交叉學科協調發展主要反映了利益相關主體的協調共生關系，即交叉學科建設應從國家、市場、大學、教師等四大主體的需求出發。一是交叉學科研究應為國家發展戰略服務，使教育強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和科技強國戰略相互促進；二是交叉學科研究應以知識生產促進企業生產，將高校的知識貢獻力轉化為市場的生產力，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產業和產業鏈上，提高國內外市場競爭優勢；三是發揮交叉學科促進高校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作用、提升大學的核心競爭力與社會服務能力；四是發揮交叉學科促進教師個體學術創新能力提升的作用。交叉學科的四大利益相關主體組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在交叉學科發展過程中要協調好各主體的關系，政府（國家）和市場（企業）作為主要出資方，承擔主要科研經費；高校和教師作為主要承擔方，承擔主要的科學研究；政府和市場代表也可以參與并監督交叉學科知識的生產過程。這就實現了政界、學界、業界等不同主體的協調共生[4]。

三是具有綠色發展特征的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我國始終堅持走綠色發展之路，但也曾出現過個別犧牲環境和生態來換取經濟發展的現象，這是工具理性僭越價值理性的表現，同樣也反映在教育領域[5]。交叉學科的綠色發展表現為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動與由內而外的內生需求的平衡狀態，使交叉學科能夠可持續發展。一方面，交叉學科的成長并非單純由行政指令從外部驅動，而是基于學科自身發展的內生動力，在基層學術組織由內而外地萌芽；另一方面，在我國目前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下，交叉學科的發展大多是在政府和高校的主導作用下依靠強制的行政力量推動。在高校自設交叉學科的實踐中，基于行政領導個人意志及旨趣而推動的交叉學科組織，隨著領導換屆或戰略轉向，陷入停滯狀態，淪為學術“爛尾樓”[6]。因此，自上而下的行政推動無法和交叉學科由內而外的自身發展需求相適配，也就無法實現交叉學科的綠色可持續發展。交叉學科應立足并順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與需求，通過行政力量推動的促進作用，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

四是具有開放合作特征的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開放合作是交叉學科多主體參與生態的重要特征。與傳統意義上學科注重縱向“入細”“入深”的“內裂”式發展模式不同，交叉學科偏向“求寬”“求廣”的“外解”式發展[7]。國際經驗表明，交叉學科建設的行動主體不僅有國家、政府、大學和企業，社會中介組織和行業協會等也可以成為交叉學科建設的力量。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在“大學的邊界就是州的邊界”思想的指導下，將學科發展、知識生產與應用和區域經濟產業發展一體化，從而將細菌科學、畜牧科學等學科發展為世界一流學科[8]。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交叉學科應注重吸納社會力量的深度參與，使學科建設范式由封閉嵌套轉型為開放交叉，涵育更為開放、包容、綜合的交叉學科建設生態。

五是具有共享發展特征的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共享特征主要體現在構建和諧共享的交叉學科學術共同體，具體而言，包括學科文化和諧共享、組織邊界開放共享、知識權力平等共享等方面。一是學科文化和諧共享。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科技和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學科交叉成為常態。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勢必要摒棄圈地文化，讓交叉學科研究者打破“文人相輕”的文化偏見，了解彼此的學科語言符號和思維，構建擁有共同愿景的學術共同體。二是組織邊界開放共享。開放學科組織邊界是交叉學科實現共享發展的必經之路。不僅要動態調整學科組織之間的邊界，還要關注學科組織與行政組織、市場、政府等外部組織的關系。只有學科內外邊界不再封閉，才能促進資源更高效地流通，讓交叉學科在共享中走向高質量發展。三是知識權力平等共享。根據福柯“知識即權力”的觀點，學科知識表征學術權力，知識形態與權力形態的統一使知識與權力的延續和再生產賡續不斷[9]。只有通過建立成果共享、風險共擔的制度，才能讓交叉學科研究者擁有平等的地位，共享知識權力，進而產生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不竭動力。

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價值要義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指出：“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屬性、人民屬性、戰略屬性，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為黨育人、為國育才，全面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因此，作為我國第十四個學科門類，交叉學科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從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體現其獨特價值。

1.實現交叉學科人才支撐與制造產業變革，加快經濟高質量發展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也是今后我國經濟“創新驅動、轉型升級”的主戰場。而從制造業產業鏈看，數字經濟在制造環節和制造工序中的運用程度和創新水平仍顯不足。即使是數字化應用程度較高的制造業，依然面臨著嚴重的芯片和工業軟件的外部依賴，存在著產業技術“空心化”的危險。未來5到10年，在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新理論和新技術的驅動下，我國在基礎學科和新技術領域將出現較大的人才缺口。《產業數字人才研究與發展報告（2023）》顯示，當前我國數字人才總體缺口在2500萬至3000萬左右，而且還在不斷擴大。特別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相關領域人才需求量激增。加大交叉復合型人才培養力度，補齊智能制造、數字化等領域的人才短板，為新業態、新需求提供智力支撐和人才支撐迫在眉睫。

2.推進前沿科技突破與創新高地建設，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科技發展尚處在“跟跑”的階段，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解決“卡脖子”難題以實現科技原始創新的要求日益緊迫。科技創新的戰略競爭在綜合國力競爭中越來越重要。因此，通過學科之間的深度交流融合提供高質量科技供給和推進前沿科技突破，是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義。

科技發展史上，許多重大突破和創新往往是不同學科交叉融合的結果，如在集成電路和人工智能等戰略性前沿科技領域中所取得的創新性成果，都是由多個學科的交叉融合產生的。因此，在《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中，交叉學科作為一個門類正式“入駐”，下設7個一級學科，其中就包括集成電路科學與工程和智能科學與技術等專業。交叉學科在學科專業目錄上的直接體現，不僅是為了增強學界、企業、社會公眾對交叉學科的認同感，更是為了交叉學科有更好的發展平臺。在學科交叉融合成為當代科學技術發展的重大特征的背景下，交叉學科已然成為發揮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倍增效應的有效載體。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能夠極大地促進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和建設創新高地，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提供助力。

3.推動知識生產模式轉型與“雙一流”建設，助力建成教育強國

“如何應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要求”是教育必須要回答好的問題。加快推進教育現代化，以教育強國建設支撐中國式現代化是教育的時代責任。“雙一流”建設是教育強國建設的標志性工程，2018年由教育部、財政部和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的《關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指出，要“在前沿和交叉學科領域培植新的學科生長點”。各高校紛紛將學科交叉融合和交叉學科建設作為重要的戰略部署，以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作為重要的戰略支點和突破口建設世界一流學科和一流大學。

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作為實現中國式教育現代化進程中的必然趨勢，能徹底打破傳統的學院、學科之間的邊界，使知識生產模式從傳統學術范式向新興應用范式轉型。高校作為交叉學科建設的主體，通過組織資源、師資隊伍的配置和交叉學科人才培養等推動新的知識增長點的產生，達到知識擴容的目的，進而促進基礎學科、應用學科交叉融合，促進文理滲透、理工交叉、農工結合、醫工融合等多形式交叉，夯實學科“高原”、厚植學科“高峰”，形成學科“高峰”帶動學科“高原”的良性學科生態[10]。既要綜合提升學科建設，同時也要為優勢學科的發展培植良好的土壤。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有利于促進科學研究向縱深層次進一步發展，從而助力破解傳統學科設置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支撐教育強國建設。

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路徑選擇

剖析中國式現代化對交叉學科發展提出的新要求，遵循學科發展規律與社會需求邏輯，創新交叉學科發展路徑，對推進我國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及現實意義。

1.遵循內外部發展規律，創新交叉學科發展理念

交叉學科建設是一種全新的教育實踐，如麻省理工學院前校長杰羅姆·韋斯納所言，科學最讓人興奮的地方，就在于交叉領域[11]。在科學高速發展與融合的背景下，每個科學問題都涉及到不同學科之間的交叉。交叉學科是取得原創性成果的源泉，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助力。因此，我們應該創新交叉學科建設理念，在遵循內外部規律的基礎上，實現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同構。

從內部規律看，交叉學科的高質量發展需遵從知識演進邏輯。交叉學科建設切忌機械拼湊，要基于學科知識發展的規律，依照不同支撐學科的特征和發展邏輯進行理性論證。如果不考慮母學科發展水平，跟風建立熱門交叉學科，為了建學科而建學科，就會導致所建交叉學科難以可持續發展。知識體系原本是一個整體，由于我們自身認識的局限性，將整體的知識體系劃分到各個學科中，因此不可避免會產生“知識間隙”。而交叉學科的高質量發展正是適應此學科知識演化的邏輯，在來自不同學科的研究者共同努力下，使研究領域邊界不斷被拓展、“知識間隙”不斷被填補。

從外部規律看，交叉學科的高質量發展需遵循社會需求邏輯，社會力量的推動會加速學科交叉的力度和交叉學科的形成。我國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卡脖子”問題，需要多學科學者協同攻關。正是在國家政策的保障與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等積極參與下，大量交叉學科才逐漸形成并得以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交叉學科直接以研究問題進行學科命名，也反映出社會需求對交叉學科發展的引導作用。交叉學科在獲得國家及社會資源支持的同時，也要形成對外部世界的反饋回路。

2.破除組織邊界壁壘，營造良好學術生態

構建開放融合的學術生態環境、營造良好的交叉學科發展生態，是服務中國式現代化重大戰略需求的重要舉措。交叉學科建設是對原有學科知識體系的重建和重組，是科研創新的源泉。為破除學科間的交叉壁壘，使各學科的組織邊界從封閉到開放，加快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需要在以下三方面下功夫。

第一，破除院系組織邊界壁壘，構建更加靈活、多樣化的組織結構。目前，我國高校封閉的學科組織壁壘不利于學科間的交流合作，應該打破傳統的組織結構束縛，重組和配置學科力量，對現有學科組織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從金字塔型的直線職能制到縱橫交錯的矩陣制，不管是等級層次還是彈性程度，交叉學科的組織結構都在從垂直、僵化向扁平、靈活演變，總體來說，交叉學科組織結構的未來發展趨勢是柔性化、扁平化和組織邊界模糊化，旨在促進學術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推動交叉學科的高質量發展，實現與國家戰略需求的深度契合。

第二，動態調整交叉學科組織與外部組織的邊界，匯聚各個組織的資源。基于著名社會學家亨利·埃茨科威茲等學者提出的描述大學、政府和企業之間相互依存的互動關系的“三重螺旋”模型，交叉學科組織應調整和政府、企業等外部組織的邊界，在保持自己獨立身份的同時，密切和其他外部組織的交流合作。在技術共享和產業轉化的基礎上建立更有利于知識、物質、能量和信息等創新性要素無障礙流通的交叉學科組織模式[12]，從而加速交叉學科研究成果的應用轉化。

第三，在調整外顯的學科組織邊界的基礎上，打破內隱的封閉文化圈層結構，提升研究者對交叉學科文化的認同感和交叉學科組織的歸屬感。首先，高校應建立交叉學科研究者群體的公共理性，倡導學術自由，以問題為導向制定共同的目標，形成學科發展的合力；其次，高校還應建立學科文化干預機制[13]，從不同學科現實出發給予不同學科研究者更多的包容，提高交叉學科研究者的積極性，不斷改善學科文化的氛圍與兼容性；最后，高校要堅持以問題研究為導向的交叉學科評價模式，將交叉學科研究服務科技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度，以及解決關鍵領域重大問題的能力等作為重要的評價內容，通過增值性評價、融合性評價、代表性成果評價等多元評價方式體現交叉學科的特性，從而營造開放、多元、寬松的交叉學科學術生態，激發交叉學科研究者的內生動力和創新創造活力。

3.整合多方資源，優化學科資源配置機制

共建共享被視為實現共享發展的重要途徑，資源是交叉學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但是交叉學科作為新生事物，與單一學科相比，其學科基礎薄弱。原有學科資源配置方式以學科與部門的績效為基礎，難以實現交叉學科發展資源的集中和共建共享。因此，西方發達國家通常專門制定政策支持交叉學科的發展，如美國國家科學院協會發表的《促進交叉學科研究》報告建議，聯邦和各州的所有資助機構都要進行相應改革，制定專門針對交叉學科的資助計劃[14]。因此，我國應從以下幾方面優化學科資源配置機制。

一是國家科技管理部門應完善交叉學科資源的配置機制，使交叉學科獲得持續穩定的資源分配。如成立專門負責交叉學科建設的管理機構，制定政策將交叉學科的人才培養和科研工作納入獨立的資助范圍。此外，建議設立專項資金，對前沿綜合交叉領域研究給予優先資助與合理的資源傾斜。

二是高校應改變基于學科的資源分配方式。將資源重點配置到基于問題的研究上。對重大前沿科技問題、國家戰略問題進行重點支持，并加大對交叉學科研究基地平臺、研究團隊的扶持力度，給予其長期資助，以調動交叉學科研究者的積極性，充分保障交叉學科團隊的穩定性和人才培養的連貫性。

三是校企積極探索“揭榜掛帥”的產學研深度合作模式，使交叉學科獲得更豐富的資源支持。高校應重視相關產業為交叉學科發展提供的機遇，減少行政干預，加強與企業的交流合作，主動獲取更多賦能學科高質量發展的資源。如搭建政產學研合作的高效互動橋梁，對接產業鏈，服務社會產業需求，實現交叉學科科研成果的高質量轉化。

4.改革交叉學科治理機制，堅守交叉學科建設的質量底線

《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明確提出“推進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高校治理與國家治理具有同構性，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義。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通過推進動態治理、平衡多元主體的權責等舉措改革交叉學科治理機制，能有效提高交叉學科的治理水平，推動交叉學科的高質量發展。

一方面，要具備戰略規劃意識，在動態治理中實現交叉學科治理的預見性和主動性。一是健全新興交叉學科準入制度，必須堅持“先探索試點、成熟后再進目錄”。對新興交叉學科根據成熟程度進行階段劃分，實施階段性管理；對于有推廣價值的交叉學科要有足夠的戰略定力，并且給予持續性的資源投入，待其發展到成熟期再合理納入學科目錄。二是建立合理的交叉學科調整退出機制，定期對交叉學科進行綜合質量評估，并把評估結果作為是否繼續將其納入學科目錄的主要依據，以確保交叉學科的高質量發展。三是淡化學科目錄的管理功能，將其與學科資源配置、學科評價“松綁”。堅持學科目錄服務學科發展的宗旨，對于尚未成熟的學科，不宜過早固化為一個新的交叉學科，否則反而不利于深度的學科交叉和知識融合。

另一方面，我們要明確交叉學科的治理涉及到政府、高校、市場和社會等多元主體。一是要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通過出臺交叉學科建設方案等政策文件促進交叉學科的高質量發展。二是高校要承擔主要執行者的責任，充分發揮學術權力的作用，使交叉科研團隊的成員在思想上交流碰撞、在方法上相互學習、在知識上互相補充，最大化地發揮交叉學科的獨特優勢，共同致力于解決復雜的現實問題。三是要發揮市場和社會對交叉學科人才培養與成果轉化質量的反饋，加強交叉學科建設的過程監督和管理體系建設，以切實保障交叉學科的科學治理與高質量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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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我國‘雙一流’大學交叉學科組織建制與樣態創新研究”（23YJA880070）、湖北省高校省級教學研究項目“湖北省高校交叉學科組織的研究生培養機制研究”（2024038）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原載2025年第8期《中國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