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培養的三個著力點

◎摘  要  教育數字化背景下，提升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需要把握好人工智能素養培育中的“必然之勢”與“應然之徑”、破解“效率至上”與“育人初心”的價值張力以及把握好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協同共生等問題，通過人工智能素養培育中“識變”與“求變”的辯證統一、技術賦能與教育本位的動態平衡、構建“技術向善”與“價值對齊”的共生生態，為教育數字化背景下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培養提供理論遵循。

◎關鍵詞  教育數字化；人工智能；技術賦能

《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指出，“促進人工智能助力教育變革”。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加速迭代的背景下，以DeepSeek（深度求索）等為代表的國產大模型正深度嵌入教育場景，推動高等教育生態發生深刻變革，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的培養已成為教育數字化戰略的重要命題。以人工智能為標志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已經來臨，高校對于大學生的素養教育從過去的信息素養、互聯網素養、數字素養轉變到了人工智能素養的培養。需要明確的是，人工智能素養是個體在智能社會中理解、應用、評價人工智能技術，并對其進行倫理反思與價值判斷的綜合能力。與傳統數字素養相比，人工智能素養更強調對技術黑箱的批判性解構。2024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布的全球首份《學生人工智能能力框架》界定了學生在人工智能時代應具備的能力，明確了要致力于將學生培養為擁有橫跨“理解—應用—創造”三個進階能力的人工智能社會公民。我們應當看到，人工智能成為重塑教育生態的“革命性力量”，也暴露出技術應用與育人目標之間的深層張力——當算法能夠自動生成理論闡釋時，如何避免學生陷入“技術依賴”？當智能系統深度介入教學過程時，如何守護教育的價值理性？因此，在培養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之時，應當把握好三個著力點，才能促進培養學生從“技術使用者”向“技術反思者”躍遷，使其既能駕馭AI工具，又能參與技術治理規則的建構。

“識變”與“求變”的辯證統一：把握素養培養的“必然之勢”與“應然之徑”

當前，人工智能技術迅猛發展，重構著高等教育生態，技術賦能教育的深度與廣度持續拓展。由技術革命倒逼教育范式重構的主動“識變”，是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培養的“必然之勢”。人工智能技術所驅動的教育變革呈現出顯著的三重不可逆性。其一，在知識生產模式方面，實現從傳統“單向傳遞”向“人機共創”的深刻轉變。生成式人工智能借助大語言模型徹底重塑了學習場景，其強大的信息檢索、知識生成以及交互能力，極大地拓展了大學生的認知邊界。然而，部分學生會過度依賴技術生成答案，從而滋生思維惰性和衰減認知能動性。其二，評價體系偏重量化指標，由于評價體系偏重量化指標而忽略人機協同創新能力和批判性思維等核心素養的評估，這種“重硬輕軟”的導向易使教育異化為技術附庸。其三，課程內容滯后于技術發展，導致對技術倫理、社會影響深度反思的忽視，使得學生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工具化困境。

在矛盾運動中探尋主動“求變”的動態平衡點，是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培養的“應然之徑”。上述矛盾清晰地反映出，在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培養過程中，不能僅僅停留在對技術的工具性認知層面，更應將重點轉向學生的“技術駕馭能力”與“主體性反思能力”的雙重提升。人工智能素養是關乎數字時代中教育“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為誰培養人”的關鍵問題。因此，對人工智能素養培養的思考，就離不開對“人與技術”的關系與矛盾的探尋。當前，教育數字化的核心矛盾集中體現為技術迭代速率與教育系統慣性之間的張力，即人工智能技術的指數級發展正沖擊著傳統教育模式，而教育系統的制度剛性、知識生產周期與師資培養節奏難以同步適應。

“識變”是順應技術迭代的客觀規律，“求變”則需立足教育本質主動建構新范式，二者的辯證統一是破解人工智能素養培養表層化困境的關鍵。破解上述困境，需要構建“目標升級—課程重構—師資協同”三位一體的培養邏輯重構路徑。首先，目標升級需實現從“知識習得”向“思維躍遷”的范式轉換。人工智能時代的知識獲取早已突破傳統課堂邊界，DeepSeek、ChatGPT等工具可在秒級時間內完成海量信息檢索與知識重組，因此，人工智能素養培養目標必須超越工具性認知，聚焦“人機共生”能力的培育。具體而言，需強化兩大核心能力：一是批判性思維與跨學科整合能力，二是“異常處理能力”與“人類行為理解能力”，這是機器難以替代的人類優勢。其次，課程重構需構建“通識+專業+倫理”三位一體的融合體系，打破技術邏輯與人文價值的二元對立。在通識教育層面，可開設“人工智能與社會發展”等跨學科課程，引導學生運用矛盾分析法評估技術應用的辯證性。在專業教育層面，需將AI工具深度嵌入學科實踐場景。最后，師資協同方面需建立“教育學+人工智能+哲學”跨學科共同體，推動教師從“技術使用者”向“教育設計者”轉型。一方面，通過“數字素養提升計劃”幫助文科教師掌握基礎技術工具；另一方面，推動理工科教師深化教育哲學認知，這種協同機制不僅打破了學科藩籬，更重塑了教師角色，他們不再是單純的知識傳授者，而是成為“技術賦能”與“價值校準”雙重使命的承擔者，為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培養提供可持續動力。

技術賦能與教育本位的動態平衡：破解“效率至上”與“育人初心”的價值張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正在重構“人—師—機”多維互動關系，學生通過智能平臺獲得個性化學習路徑，教師從知識傳授者轉型為價值引導者，而AI則成為延伸教育力的“具身化工具”。然而，在技術賦能教育的進程中，“效率至上”的技術理性與“育人初心”的價值理性之間的張力日益凸顯，效率提升是否必然導向育人質量的躍升？如何避免教育在技術狂飆中淪為“數據崇拜”的附庸？技術賦能必須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這一根本價值，而教育本位的堅守需警惕工具理性對人文精神的侵蝕。二者的動態平衡，構成了教育數字化背景下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培養的元命題。

技術賦能教育具有效率革命和異化風險的雙重效應。技術賦能是指通過大數據、人工智能、大模型等數字化技術，推動教育系統要素中的教學、管理、評價等進行系統性結構性變革的力量，具有滲透性、全域性、融合性等特征。目前，技術賦能逐步滲透于社會的方方面面。人工智能技術以數據驅動的方式正在重構教育生態，為全面解放人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提供了技術支撐，并將知識傳遞效率提升至一個全新維度。但數字化技術在賦能教育的同時，也催生了“效率至上”的異化傾向。首先，從工具理性僭越到教育本質的異化。人工智能技術依靠強大的算法能力，通過學生學習軌跡的分析逐步生成個性化方案，為精準化教學提供數據支撐，但因其過度聚焦于考試成績分析提高技術的優化，使教育的本質從“育人”到“育分”的轉變。其次，技術中介的教育場景正在消解教育過程中的情感聯結。教育數字化背景下，一些大學生過度依賴人工智能技術，易使其認知路徑固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學生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消解了教育過程中教育主客體之間的情感聯結。更深層次的危機在于認知范式的窄化，算法推薦系統基于用戶畫像構建的“信息繭房”，正在消解教育的批判性本質。這種雙重效應本質上源于技術邏輯與教育規律的張力，當教育過程被簡化為數據采集—算法優化—效能輸出的技術閉環時，那些無法量化的價值塑造、情感共鳴、意義追尋等教育本質屬性面臨邊緣化危機。

高校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是提升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的首要前提。當前，在“功利之教”與“德性之教”的撕裂與彌合中，人工智能技術正在以數據邏輯重構教育價值體系。一是在教育目標方面，部分高校出現單一化的教學目標。部分教育工作者在知識傳授過程中囿于傳統教學模式，首先仍停留在“教教材”而非“用教材育人”的固化思維階段，基于現實問題和實際體驗來調動學生的主體性和能動性的能力不足，以至于出現知識理論教授有余而育人效果不足的效果。二是在教育評價方面，部分高校評價模式過于窄化，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人工智能素養的提升是學生全面發展的重要條件，部分高校教育評價窄化了育人手段，導致學生的認知能力與發展能力的失衡。人工智能素養的提升是將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與技術賦能二者充分結合起來，也是回歸教育初心，破解“效率至上”與“育人初心”價值張力的內在自覺。

教育數字化背景下，技術賦能并非效率神話下的價值異化，其最終目標是回歸到關于“技術與人”關系的辯證思考，技術既是解放生產力的工具，更應是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手段。破解“效率至上”與“育人初心”的價值張力，需要構建“場景重構—倫理建制—人文浸潤”三位一體的價值校準體系。第一，在教學場景重構方面，構建“人機共生”的教育生態。技術賦能的核心在于重塑教育主體與技術工具的關系范式，例如，在場景重構過程中，注重構建主體性強化機制，激發大學生思辨能力而非提供預設答案。第二，在倫理規范建制層面，劃定技術應用的“價值邊界”。倫理建制需從“被動響應”轉向“主動治理”，建立前置性技術應用評估框架、過程性技術監督機制、后置性問責體系，充分構建覆蓋技術全生命周期的價值規范體系。第三，在人文精神浸潤維度，用回歸育人初心喚醒價值自覺。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的培養是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技術應用，應使技術“外在工具”升華為“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使智能工具成為傳承文化基因、凝聚社會共識的載體。由此，形成“技術—倫理—人文”的遞進邏輯框架，才能在效率與初心的張力中開辟教育數字化發展的合力賽道。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協同共生：構建“技術向善”與“價值對齊”的共生生態

人工智能時代，數字技術的現代性進程將人類帶入效率與倫理的深層博弈場域。當教育數字化陷入算法至上的技術迷思時，人的主體性可能被數據邏輯所遮蔽；但若因噎廢食否定技術賦能，又將陷入盧德主義式的倒退困境。破解這一悖論的關鍵在于，通過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辯證統一，構建既能釋放技術效能、又能守護育人本質的協同生態。教育數字化背景下，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培養的關鍵在于創造良好的教育生態，促進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協同共生。

工具理性是指以技術為中心、以效率為導向的思維方式和社會運行邏輯，強調“手段先于目的”。工具理性的泛濫往往會壓抑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正常發揮，導致“人的異化”，出現技術烏托邦主義。因而，教育數字化背景下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培養，要圍繞促進廣大青年學生全面發展而展開。一是在知識學習層面，要根據用戶學習數據動態調整知識框架的進度，將知識框架量化起來，優化學習方法，提升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二是在技術效率提升層面，要加強數據的管理與利用，提升技術使用效率，最終實現“技術向善”的價值目標。

價值理性不僅注重工具理性有效性的充分發揮，還強調教育的本質和價值旨歸，重點關注的是在技術應用過程中如何維護和提升教育的倫理價值，確保技術進步與人類發展的價值目標相一致。在價值理性的視域下，人作為社會發展的主體，技術必須觀照現實中人的發展，強調人本的價值。因此，教育數字化背景下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培養，不僅需要提高工具手段的知識含量，還強調人工智能教育的價值理性，即用價值理性來引領智能教育的實踐內容和方式。一是在教育層面，構建價值理性驅動的人工智能學習框架，通過分析DeepSeek、ChatGPT在隱私安全、道德倫理、主體異化等方面的問題來培養大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二是在實踐層面，在技術應用中嵌入價值理性，確保信息的透明性、公正性。三是在社會層面，加強價值理性在文化敘事方面的重塑，可通過構建多元監督網絡，加快開源社區建設，打破算法黑箱。四是在個人層面，構建價值理性的常態化思維，注重自身隱私安全，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約束自身的行為，從而實現“價值對齊”的價值目標。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相互依存，工具理性需要價值理性指引，價值理性依賴于工具理性實現。在工具理性中嵌入價值理性，是“技術向善”的重要保證。在價值理性中善用技術理性，是“人的解放”的必要條件。構建協同共生教育生態是人們突破“人的異化”桎梏，樹立正確的價值判斷和批判性思維的必要條件。構建協同共生教育生態需要突破傳統教育邊界，要將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結合起來，為警惕落入“技術主義”陷阱提供強大力量。

“擁抱人工智能”的浪潮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社會結構和人類認知邊界，為高等教育帶來了新的機遇和可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戰。教育數字化背景下的大學生人工智能素養培養，本質上是一場關于“人的未來”的深刻變革。通過把握“識變”與“求變”的辯證統一，在技術浪潮中錨定育人方向；通過實現“技術賦能與教育本位的動態平衡”，在效率與價值之間找到黃金分割點；通過推動“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協同共生”，構建起人機互構的教育新范式。

面向未來，教育數字化的終極目標不是技術對教育的單向改造，而是構建“技術向善”與“價值對齊”的協同共生生態。唯有將算法邏輯納入育人框架，讓技術效率服務于價值目標，使數字素養升華為倫理自覺，才能在智能時代的教育變革中守住“培養擔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時代新人”的根本。這既是教育強國建設的核心要義，更是高等教育在技術狂飆中保持育人定力的必由之路——讓人工智能素養成為連接技術創新與人類發展的橋梁，使每一次技術進步都成為趨近教育本質的階梯，這或許正是智能時代賦予高等教育的新使命。

【作者：陳龍，單位：電子科技大學】

（原載2025年第9期《中國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