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人才流動與合作：挑戰與破局

國際移民組織（IOM）在其2024年報告中闡述了（高技術）移民對于全球經濟增長、知識技能傳播、多元包容性文化建構等多方面的貢獻。整體來看，在國家、機構、個人等多主體共同參與的人才遷徙過程中，收益并非是單項的，（高技術）移民的目的國或機構與來源地同樣獲益。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移民趨勢報告特別指出，移民創業創造的就業機會是巨大的，移民的身份不僅是工作崗位的競爭者，還是工作機會的創造者——創業公司的雇主。

盡管過往大量經驗證明了高技術人才全球流動的益處，但我們也注意到，近一段時間以來，地緣政治摩擦、全球技術競爭加劇等因素疊加，使全球科技人才流動出現了簽證壁壘、科研合作遇冷等現象。如果不主動應對這些挑戰，不僅會殃及個體發展，更會侵蝕基于信任、平等的人才國際合作根基，破壞人才發展生態，進而對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傳染病、能源短缺等人類共同挑戰構成極大威脅。事實上，全球科技合作并非一個選項，而是事關生存。面對這些新變化，重新審視人才自由流動的價值，并嘗試探索新的破局路徑顯得尤為重要。

國際人才流動與合作培養具有不可替代性

盡管遭遇暫時困境，但人才國際流動的核心價值不容低估，越是深入理解這一規律，越會明晰未來方向。一是合作創新的重要引擎。有相當多的諾貝爾獎的科學發現是基于國際合作，如2017年物理學獎頒授給三位科學家，表彰他們對LIGO（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臺）探測器和引力波探測的重大貢獻。而LIGO是一項由20多個國家的1000多名研究人員組成的合作項目，該獎項的頒獎致辭也特別指出了國際合作對于這一科學發現的巨大作用。二是應對全球性挑戰的示范。為應對人類未來能源短缺問題，核聚變在資源可持續性、安全性、環保性及能量密度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ITER（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計劃是當今聚變研究機器和未來聚變發電廠之間的關鍵步驟，也是全球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國際科研合作項目之一。截至2025年1月，全球共有30個國家參與。在該計劃實施將近60年的進程中，關鍵的聚變等離子體性能參數提升了萬倍，當前研究距離實現聚變發電廠所需性能僅差不到10倍。數據顯示，2023年ITER的人員構成中，64.6%來自歐洲，其余來自中國（8.7%）、俄羅斯（7.9%）、韓國（6.2%）、日本（4.0%）、美國（3.8%）等。多國參與這一項目不僅分攤了高昂成本，也使得跨國、跨學科與工程合作成為可能，在研究進程提速的同時，各參與國也不同程度地獲得了人才環流收益。三是互利共贏的基礎。美國一直都是全球留學生的第一留學目的國，國際學生不僅為其貢獻了較高的學費及生活費等直接經濟收益，還成為美國科學工程技術勞動力缺口的有益補充，為美國保持科技領先優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發布的《2024年科學與技術工程指標》，在畢業時持有臨時簽證的美國培養的科學與工程博士畢業生是美國STEM勞動力的重要來源。從2018年到2021年，這一群體中的37%為臨時簽證持有者。《硅谷指數2025》顯示，硅谷地區人口中有41%的居民為外國出生，科技行業里這一比例高達66%。在我國，留學回國群體同樣是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據《中國留學回國就業藍皮書2023》，在留學回國人員調查樣本中，有超過35%的人在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工作，超過30%的人在高校和科研機構就職，中層和高層管理者的比例超過57%。不論是海外還是國內，高水平科技人才的全球流動加速了知識技能經驗等的外溢與擴散，對全球創新生態的形成產生了積極影響。四是就業機會的提供者。OECD認為，移民創業創造的就業機會是巨大的。通過25個經合組織國家的可用數據測算，2011年至2021年，OECD移民自營職業創造了超過390萬個就業崗位，這相當于總就業增長的15%。有機構對美國2024年新晉獨角獸公司分析發現，半數獨角獸公司由非美國出生的移民創立，另有33%由移民后裔創建，其中包含5名華裔創業者。五是個人發展成長的路徑。從“兩彈一星”工程到人工牛胰島素合成，再到“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衛星，這些重大項目的領銜科學家或核心成員中很多都具有海外求學（訪學或進修）背景，與國際科學網絡深度鏈接，展現了探索科學與技術前沿的寬闊視野和豐富資源。海外經歷不僅提升了他們的專業技能，使他們更有可能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批判性思維與全球視野等特質，而這些也正是未來科技領軍者的核心素養。

助力形成國際人才交流與合作的系統觀

為實現我國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目標，擁有強大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培養和集聚能力，不斷壯大國際頂尖科技人才隊伍和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主張，我們更要保持推進國際人才合作的戰略定力，不斷提升人才治理能力。

自主培養與人才引進統籌推進。一方面，自主培養是實現教育強國的長遠之基，目標在于培養能夠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集中體現了教育的政治屬性、人民屬性和戰略屬性。構建世界一流、富有韌性的教育科研體系，是應對風云變幻的外部環境的主動布局。另一方面，高水平人才引進是構建開放互鑒的國際合作體系的重要措施。在我國，留學報國是光榮傳統，是海外人才響應國家重大戰略所需的價值選擇，也是我國集聚高水平科技人才能力、彰顯日漸強大的國際影響力的體現。二者統籌推進是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的內在要求。

發揮人才“走出去”的支點效應。一大批優秀學子赴海外高水平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等深造、受雇或創業，對個體而言，學習掌握前沿知識技能與經驗，為其職業發展拓寬了國際路徑；對組織和國家而言，憑借柔性人才機制，可以持續發揮鏈接全球創新網絡的節點作用，將有助于促進國際科技界形成共識、實現科技產業融合、參與全球科技治理、構建國內外創新網絡協同共生系統。

創新生態需求牽引的“以才引才”。人才是第一資源，但人才引進絕非“政績”工程，其出發點在于人才供給匹配區域、組織創新生態發展對于要素獲取的需求，僅以數量及頭銜指標簡單評價人才引進效果，會催生“唯排名論”與同質化競爭的亂象，不利于形成全方位深入合作。人才治理能力提升的著眼點在于以更長遠的眼光和定力構建“信任-放權-服務”生態，成就人才發展、助力其價值實現。持續完善國際人才服務體系，營造開放包容、鼓勵探索、寬容失敗的科研環境，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穩定市場預期，用更多“以才引才”的成功實踐體現人才工作提質增效。

共筑國際人才交流與培養的韌性未來

面對國際環境出現的新變化，更需要主動應變，多方協同共同應對脆弱性，增強國際人才交流與培養的韌性。

提升面向未來的“跨文化”能力。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人才“走出去”，掌握跨文化溝通能力尤為重要，它不僅意味著熟練掌握外語、精準使用技術術語，還要對文化差異中的語境保持敏感度，理解不同文化中肢體語言的意涵，識別文化沖突的根源并能作出適應性的策略調整。在國際科技合作實踐中，技術文檔交付、跨文化工程管理協作、談判技巧等變得越發重要。留學群體更應主動迎接學科交叉的浪潮，在跨學科課程、項目的國際交流合作實踐中豐富自身的知識結構，提升解決復雜問題的能力。

擴容人才流動與合作的“樞紐”。為優秀科學家和青年學者赴重要國際科技組織實習、任職提供專項基金與培訓等支持，提供全職業生涯跟蹤服務，重點建強我國發起成立的國際科技組織，提升海外人才吸引力。積極推動中國主導或參與的大科學裝置面向全球科學家開放，吸引國際頂尖團隊合作，共享重大科技基礎設施，提升我國在全球科研網絡中的樞紐地位。穩固已有國際合作機制中的高校、企業等項目，使其成為國際人才培養、引進的穩定平臺。

深耕區域國別研究，培養更多“走出去”的復合型人才。針對東南亞、中東歐、非洲、拉美等重點區域，加強深入實踐的區域國別田野調查，形成跨學科整合的研究范式，服務國家戰略實施落地的精細化目標，為“走出去”的企業重大工程項目提供風險預警及差異化發展建議，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為提升公共外交影響力發揮作用。將海外安全、合規經營的風險與經驗等納入國際人才培養培訓體系，大力培養精通當地語言、深諳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規則、熟悉國際法與合規要求的復合型人才，為在復雜國際環境中開展工作打下基礎。

全球人才流動是一幅生動圖景，“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封閉與割裂只會帶來停滯與枯萎。人才培養應著眼當下之需、未來之需，才能實現“放使干霄戰風雨”的價值。人才引進更要激濁揚清，謹防泥沙俱下。面對重重阻礙，懷疑與退縮無濟于事，唯有以更堅定的信念擁抱開放合作的價值，以更寬廣的胸襟構建互信共贏的生態，才能以更務實的智慧探索破局之道。當跨越阻隔的努力匯聚成新的洪流，共同命運的紐帶將愈發堅韌。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2024年聯合國“未來峰會”上所呼吁的，世界正在經歷動蕩和轉型期，但我們不能等待完美的條件，必須現在就邁出決定性的第一步。（作者 石磊系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創新人才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