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的重現

    余光中是當代著名詩人、散文家、學者和翻譯家。梁實秋評價他“右手寫詩，左手寫散文，成就之高一時無兩”，黃維樑則稱他為“當代文學的重鎮”。這些說法確不為過。余光中曾說“詩、散文、批評、翻譯，是我寫作生命的四度空間”，單德興則將他譽為“四臂觀音”，擁有“四張王牌”。這四張王牌共同構成一個立體的美感世界。

20世紀60年代末，臺灣各高校大興自編教材，齊邦媛、馬忠良等都曾為中興大學、成功大學編輯過自用英文讀本。1972至1974年，余光中就任臺灣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主任，提倡博雅教育，銳意課程改革。1973年，他與同事主編了一部《大學英文讀本》。該讀本篇幅宏巨，內容豐富，意在“一箭雙雕”——在提高學生英語水平的同時夯實學生的人文素養基礎。此書當年以英文印行，僅在高校中使用，因年代久遠、編者調動，未再重印，然其價值卻不容忽略。如今商務印書館改版重新推出，更名為《余光中的英文課》，在初版的基礎上增添了單德興導讀《一代中文大師的英文博雅讀本》，并特邀羅選民、葉子南、李堯、張卜天等十余位翻譯名家提供參考譯文，使它成為一部十分完備的英漢雙語讀本。

選材精當是本書的第一大特點。誠如王國維所言：“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鑒于本書以中國大學生為對象，全書以阿諾德·本涅特的《經典何以為經典》為開篇，共選文33篇，其中19篇選文由余光中所為，另有他撰的《前言》和《從畢卡索到愛因斯坦——〈大學英文讀本〉編后》。該英文讀本所選作者既有讀者熟悉的小說家、散文家和詩人，也有導演希區柯克、畫家畢加索、哲學家羅素、科學家愛因斯坦等，其中艾略特、愛因斯坦分別是諾貝爾文學獎和物理學獎得主，而毛姆、蕭伯納、湯因比又先后訪問過中國。和政大先前的英文教材選材明顯不同的是，它刪掉了克拉克《如果我再度成為大一學生》和海倫·凱勒《三日的光明》，也放棄了宋美齡英文演講這類政治篇什，從而更具文學性和普適性。這樣的內容編排無疑有助于博雅教育之需要，逐篇讀來正如余光中編后所言，“有遍訪名師之趣，而無單調偏狹之感”。

本書的第二大特點是內容豐富。宋代嚴羽有言：“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教科書編寫的第一要義便是選材和內容。從形式上著眼，須以短篇為主，盡量兼顧多種文類形式；從內容來考量，觀念要與時俱進，思想上能給人以啟迪；從影響來展望，不僅需要是時代性的，更需要是永久性的。本書篇幅雖有限，但涵蓋的文類廣泛，既有詩歌、散文、傳記回憶錄和評論，也有教育、哲學、歷史、生理、天文、宗教與科學等科普文章，兼顧了思想性、時代性以及趣味性等多元需求。更難能可貴的是，該書還收入了羅素的《中西文明的比較》、湯因比的《我為何不喜歡西方文明》，更選錄中國經典3篇——《論語》五十節、《莊子》五節、《史記·李將軍列傳》，對于一部英文課本而言意義重大。這種刻意用世界文學的眼光來編教材的做法，既與余光中所受比較文學的啟發有關，也表現出其前瞻意識。這種編者曾自命為“革命性”的教材，即便是在半個世紀之后的今天仍不過時，堪稱經典。

此外，本書還可謂雅俗共賞。晉代陶淵明詩句中的“賞奇析疑”在昔日是一種士大夫雅事，尋常百姓是沒有份兒的。余光中卻認為“雅俗共賞”的理念非常適合文學課本的編撰：“雅”為文學選本標準，“俗”為讀者學生之質。為了讓其“共賞”，必要的變通手段顯得尤為重要。該讀本每篇前有作者簡介，熔生平與創作于一爐，向讀者展示了文學、思想大家之風采，以深入淺出之筆準確而生動地描繪出杰出作家之魂。每篇之后又有英文注釋，分別闡述本文題旨和文義、生字與成語的詮釋，意在迫使學生“破釜沉舟，義無反顧”，在全英文的語境中來閱讀和學習原典文學名篇。此種編排既顯學術性，又具可讀性，讓讀者多有所得。更難得的是，編者還在導言中針對不同學情、專業和喜好的學生如何使用該課本做了說明。進而使該課本具有很強的實操性，符合一本通識課本的基本要求。

總的來說，在真、善、美的知識體系中，文學更多被歸入“美”的范疇。一部優秀的文學教科書與一般讀物不同，它不僅具有觀賞價值，而且具有審美價值。《余光中的英文課》無疑屬于這樣一部難得的經典，它讓讀者從中體會到優美的語言、嚴密的邏輯、深邃的思想和開闊的視野，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既能增強雙語語感，又能拓展人文素質，其情操得以陶冶，其審美洞察力亦可增強。在余光中逝世后的第六個年頭改版重新推出他半個世紀前編的英文讀本，一是對逝者的紀念，二則是在這個大變局時代，當人們又要重尋一片詩意的棲居地時，奉上一份珍貴的精神遺產。相信這部經典之作必將惠及廣大青年學子，并對他們未來的人生產生深遠的影響。

（作者系廣西民族大學外國語學院院長）

《中國教育報》2023年11月29日第10版